| 标题 | 歌曲韩愈的师说 |
| 范文 | 歌曲韩愈的师说 导语：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一个中下级官僚家庭和书香门第。以下小编为大家介绍歌曲韩愈的师说文章，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歌曲韩愈的师说《师说》（韩愈）原文和译文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却丢了[2]。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当做老师，就足以感到耻辱；把官大的人当做老师，就被认为近于谄媚。”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没有被时代的风气所影响，向我学习。我赞赏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写《师说》送给他。 语境，就是言语环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情景语境指说话时的人物、背景，包括文中涉及的人物、时间、处所、社会环境及交际手段等。要理解韩愈的《师说》的思想内容，除了需要依据全篇的内容，还必须联系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等情境。这样解读《师说》，其结尾就不仅仅是附记性质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内容就不单是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韩愈为什么要作《师说》，从表面看结尾从写作缘起作了解答，是为了赞许李蟠。究其原因就是一个能行古道。具体分析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是不拘于时，学于余。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两条，就值得韩愈为他写篇文章赠送？正因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学经历实践了韩愈古文运动的思想，成了触动韩愈针对现实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一个借口。 语境一：不顾流俗，奖励后学。 不拘于时，所谓时，就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当时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之人，还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当时向他请教的青年后学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和指示有加。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地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方辞。愈以是得狂名。当然，这里的师，并非教孩子写字和断句的学塾老师。韩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谓师，是指学业上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请教，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时却有一部分人以从师为耻，把当老师的人视为狂人。当时社会上出现这等怪事，韩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颜为师，奖励投书请益的青年后学李蟠等。《师说》结尾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严正批驳了上层士大夫之族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明确指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授业解惑，打破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教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提出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平等的相对的，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即能者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他论及当时社会上各种耻学从师的现象，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说明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之类，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作者反复申述了师的重要性。 《师说》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再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情境进行分析，我们从中就可看出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遭到当权者的排挤，以至居长安，烦不暇熟，又挈之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士大夫之族耻师轻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时俗的限制，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这与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师道主张是一致的。作者赞许的正是李蟠的这种师道精神，学于余也不说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学，其实是学于道，因为作者已说明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而已。 语境二：复兴儒学，阐发道义。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是藩镇割据和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的佛老蕃滋。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韩愈推崇儒学，力排佛老。而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的出现，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自汉代传入，至唐代盛极一时。据皮日休《文薮·十原系述·原化》记载，当时人们对西域来的佛教徒举族生敬，尽财施济慕其风蹈其者，若百川荡不可止，可见佛教流行的盛况。佛教主张与儒家教条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离儒教愈远。佛教既广为人们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师道的被毁，也就成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宠而向儒教挑战，儒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坚出而排佛，韩愈就是代表之一。联系这些言语情景进行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师说》第三段所举历史名人对象，是当时备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为论证就有极大的说服力，也足见作者另意所在。所举事情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既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原则，而且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提供了佐证。 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业就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儒家的经典著作。惑就是学习这些著作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传道师道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当时的封建秩序。《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李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能行古道，其实就是在传承儒道，弘扬儒家思想，当然就更值得称道了。何况，李蟠的通习，也与今之众人的耻学和童子的小学而大遗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耻学是糊涂的，小学是不明智的，应该反复学习研读的是六艺经传，是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无疑，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把传道师道能行古道等等道义作为理解的重点。准确把握道的实际内涵是儒家思想，要从传道的角度去认识韩愈反对流俗见解的巨大勇气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作《师说》是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抵制由佛教影响造成的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作的一次努力。 语境三：文以明道，提倡古文运动。 唐代的古文运动崇儒复古，提倡散体，为唐代散文革除六朝骈文旧习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以他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优秀的古文创作，为该运动的后继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师说》正是这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韩、柳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要阐发孔孟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语言要新颖。对那些言之有物的古文也要师具意而不师其词言贵创新，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师说》赞扬李蟠好古文，就是指的爱好他们提倡的那种古文。 韩愈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重要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韩愈的《原道》《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都是反映时代精神，抒发愤慨不平、对社会现实深刻批判的杰作。《师说》中作者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文中，强化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地。它针对当时士大夫阶层耻于从师、轻视学习的社会风气，层层深入，借用古今、幼长、下层艺人与上层官僚等多方位的对比，从正反方面申说必有师的道理。其皆出于此乎惑矣和吾未见其明也其可怪出欤，把这几句评论联系起来揣摩，情感逐层递进，言辞愈来愈激烈，一个对士大夫之族强烈不满的情感呼之欲出。全文整齐的排偶句和灵活的散句交错运用，配合自然，使语言奇偶互现，错落有致，气势雄壮，在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上建立新的论说文美学规范和秩序。 综上所述，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它反映了现实，作郁于中而汇于外的不平之鸣，由反流俗力量来作强烈感情倾向，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师道思想；它也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存在明道倾向。解读韩愈，也可以把《师说》看作是他倡导古文运动的一个庄严宣言。 【拓展阅读】 “师说”，意思是说说从师学习的道理。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非常重要的论说文，是中国古代专论教师的名篇。它着重阐明了从师学道的必要性和应有的态度，提出了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传道受业解惑也”，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选择教师应以掌握仁义之道为根本条件，“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他提倡学无常师，要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在师生关系中，他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认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师生也是可以互相学习的。这比《学记》中的“教学相长”的观点更进了一步，注入了民主与辩证的新内容。高考在线文学常识 关于“说” “说”，古代议论、说明一类的文章的总称，是古代散文中的一种文体。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体序说》指出：“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而以己之意述之也。”可见，“说”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可以先叙后议，也可以夹叙夹议，一般为陈述自己对某种事物的见解。“说”与“论”相比要随便些。像《捕蛇者说》《马说》《爱莲说》都属“说”一类文章。“说”，古义为陈述和解说，因而对这类文体都可以按“解说……的道理”来理解。《师说》意思是解说关于“从师”的道理。中学阶段出现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等。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实际是以复古为名的文风改革运动，韩愈和柳宗元一起提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的观点，主张学习先秦、两汉“言之有物”、“言贵创新”的优秀散文，坚决摒弃只讲形式不重内容华而不实的文风。本文第4段他赞扬李蟠“好古文”，就是指爱好他们倡导的那种古文。韩愈用他杰出的散文影响文坛，还热情地鼓励和指导后进写作古文。经过他和柳宗元等人努力，终于把文体从六朝以来浮艳的骈文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唐宋实用散文的基础。[走进作者]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为昌黎（今河北昌黎县）韩氏是望族，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他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以后才登上仕途，累官至吏部侍郎。中间曾几度被贬，他的整个中年时代是不得志的。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反对六朝以来浮华艳丽的文风，竭力主张“文以载道”，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己出”的口号，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也是杰出的散文作家。著有《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其中有许多为人们所传诵的优秀散文。他的散文，题材广泛，内容深刻，形式多样，语言质朴，风格刚健，气势雄壮，因此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世尊他为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之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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