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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北野山参为例浅析中药意义系统与现代建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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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东北野山参为例浅析中药意义系统与现代建构论文

一、物的人类学

严格意义上的东北野山参是指产于中国东北地区、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生长于林下的人参。在清朝末期，东北野山参几近枯竭，实物形式的东北野生人参几近消失。其后，民间多用人工培育的方式种植人参。因其生长环境和种植方式的差异，与真正的野山参不可同日而语。有趣的是， “东北野山参” 的概念一直延续至今，市场上每年销售和消费的“东北野山参” 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东北长白山山脉的确存的少量野山参。本文以现代“东北野山参” 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社会生命史的全程追踪和考察，揭示现代山参之“野” 的意义建构过程，以及背后的文化动力与实践逻辑。

人类学向来都是研究“人”、“人性” 及“文化” 的学问。“物” 并不是人类学研究的常规论题。然而，人类学对“物” 的研究并非局限于“物” 本身，而是透过“物” 的物质表象，透视“物” 背后的文化含义，进而试图回答两个问题： “物” 如何传达社会关系? 如何经由“物” 来理解文化或社会? 早在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初期，莫斯(Marcel Mauss) 就出色地阐述了蕴含在礼物交换体系中的复杂社会意义：物品通常被赋予所有者的精神特质、灵魂，送出礼物的同时，也是将自己的精神特质送了出去。在与涂尔干(Emile Durkheim) 合著的《原始分类》中，莫斯进一步指出，社会的分类决定了事物的分类，社会并不单纯是分类思想所遵循的模型; 分类体系的分支也正是社会自身的分支。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 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莫斯人与物不分，只停留在处理现象的表面，忽视了背后深层次的交换关系。他认为，交换才是社会的再现和繁衍的机制，是超越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可以被客观地加以研究，进而揭示不同类型社会的运作机制。马克思揭示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认为“商品” 之所以神秘，并不在于它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它的“形式” 表面上看似简单、平凡，实际上却“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 把上述思路做了充分的延伸和推进，认为“物” 的意义蕴含在它们的形式、用途和轨迹之中，所以我们必须跟随“物” 本身，通过对“物” 的社会生命轨迹分析，才能充分把握、理解和解释与之相关的人的行为。他把这种分析视角称之为“方法论上的拜物教” (methodologi?cal fetishism)。这就是“ 物” 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things)。这种理念被西敏司( Sidney W. Mintz) 在《甜与权力》一书中充分运用。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用糖的历史作为例证，力图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除了其内部的发展驱动之外，还有殖民地经济(甘蔗庄园及制糖产业) 等外生变量的巨大贡献。通过翔实的史料，西敏司向我们展示了糖是如何从最初的奢侈品和身份表征，随着资本压榨和产业发展，逐渐变成一种大众廉价必需品的。借助“物的人类学” 方法论，西敏司将现代日常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糖，放到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揭示出物的内在意义与日常生活相关联，是个人为自己及周围人的行为赋予的意涵; 而其外在意义则与社会组织、体制、权力等相关联，是“社会组织与族群造成的改变带来的影响”。

通过分析布农人对物的传统分类观念，黄应贵探讨了他们对不同物种的认识、接受与创新的过程。布农人把自然物看成与人密切相关的东西(比如水稻)，而通过特殊“知识” 或“工艺技术” 所创造出来的物，则是没有主体性的客观的物，如茶叶。对两类农作物的划分，不仅影响了布农人的生产活动，同时还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张光直倡导研究饮食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food)，指出中国人具有独特的饮食文化，其中最为核心的即“食品也是药品”。我们认为，一个人所吃食物的种类和数量与他的健康密切相关，机体的运行遵循着基本的`阴阳原则，体内阴阳不平，可以吃特定食物来调节体内的阴阳失衡。陈有平也认为，食用适当的食物有助于人保持身体的平衡或恢复平衡状态。这种观念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关注滋补品和保健品。蒋斌从中医思想和中国文化入手，以燕窝为研究对象，借用阿帕杜莱的“方法论上的拜物教”，探讨燕窝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人们用怎样的修辞和语言来建构燕窝的意义。他发现，燕窝之所以能够成为可欲的(desirable) 消费品，其背后依赖的是知识的断层和阻绝。

人类学对食物的研究并没有将话题和研究对象局限于食物，而是将食物放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视其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政治、权力、宗教、意识形态、观念信仰、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等诸多文化因素都可以用于分析饮食文化。上述研究脉络较好地呈现了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分析视角。本文将延续这种分析路径，以“东北野山参” 为对象，考察其在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的意义建构和再生产过程。

二、“东北野山参” 的文化意涵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 “东北野山参” 绝非通常意义上的中药或补品，它的身上承载着近乎神圣的文化意蕴。在中医体系中，任何一味药都有自身独特的药性，药性理论又是建立在中医阴阳五行思想基础上。中医典籍这样判断人参的药性：有如人参，或谓其补气属阳，或谓其生津属阴……不能定其性也。余曾问过关东人，并友人姚次梧游辽东归……与《纲目》所载无异……云人参生于辽东树林阴湿之地……秉水阴润泽之气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发之为三稏五叶，阳数也。此苗从阴湿中发出，是由阴生阳，故于甘苦阴味之中饶有一番生阳之气……不独人参然，凡一切药，皆当原其所生，而后其性可得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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