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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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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不止对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一起来看看吧！

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

韩愈《师说》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存师卫道”。它从师与道、道与业、师与生等各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教师问题。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其主要见解：

（1）教师的作用与地位韩愈从“存师卫道”的角度阐述了教师的独特功能，他认为师是“传道”的，儒家的道统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道要靠教师来传递，传道须有师。卫道必须先尊师，师与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2）教师的基本任务针对教师的基本任务，韩愈作了经典性地表述，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认为教师的三大任务为：传递儒家道统，传授古文六艺之业，解决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存在的困惑。

（3）教师的资格韩愈认为教师的选择，不应受年龄、地位、资格等限制，主要是用道与业来衡量。谁先有“道”，谁在术业上有专攻，谁就能成为教师。

（4）师生关系韩愈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命题，含有“能者为师”和“教学相长”的意思，确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

总之，《师说》是我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他既肯定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中的主导作用，又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向学生学习，教学相长；既要求学生虚心向教师学习，又鼓励学生敢于超过教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又强调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其看到了师与道、道与业、师与生之间统一关系，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教师的职责、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关系等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韩愈在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为提倡师道，抨击当时佛教盛行，教育遭受摧残，学生“耻于从师”，教师“惧为人师”的时弊而写下的《师说》一文，虽只有五百多字，但言简意赅，说服力强，感人至深。文中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十分新鲜，就是在今天，其与现代教育的观念也不冲突，同样富有启发意义。

韩愈《师说》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一、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师说》的开头一句，即是“古之学者必有师”，说明“从师而学”是古代的优良传统；而当时的现实社会却弥散着“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是与传统背道而驰的。

的确，一个民族要获得文明，一个人要得到知识，都离不开教师的作用。自古以来，为了后代的健康成长，不少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呕心沥血，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他们的地位和学问一向为人们所尊重，他们的事业为历史所传颂。尊敬教师，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盛行尊师风气。那时由于孔子的倡导，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教育事业得以发展，人们对教师也就愈来愈尊重。孔子不但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且是人们所崇敬的“至圣先师”，后来更成为世代称颂的“万世师表”。

关于尊重教师地位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学者有过很多的论述。成书于西汉的《礼记·学记》就提出了“师道尊严”的概念：“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2在先，孟子根据《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和师并列起来看待。荀子更进一步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将天、地、君、亲、师相提并论。荀子还阐述了教师在国政中的地位，他说：“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古代统治者多懂得“尊师重道”的重要性。据《学记》记载，古代天子召见文武百官的礼节是：天子南面而立，臣则北面而朝；但天子对于祭祀的主人和学校的师长，并不要求他们北面而立，即不用见臣子的礼节对待他们，以示“尊师重道”。

古时学生对教师尊敬的例子就更多了。《后汉书·李固列传》记载说，李固为寻求一个好的老师，常常是“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宋朝的杨时，有一次去洛阳拜见老师程颐，不巧程正在睡觉。他不忍心叫醒他，便站在一旁等着。当时天正下雪，等程颐醒来时，门外已积雪一尺深。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故事。

至当代，改革开放以后，教师的地位较以往有所提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提高教师地位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历史早已表明：民族振兴必须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跃进必须依靠科技，科技的发达必须依靠教育，发展教育则必须大力提高教师地位。要使教师职业真正成为受人们羡慕的职业，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

二、教师担负着崇高的社会责任

韩愈在《师说》中概括地指出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是说，教师，是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疑答难的。

韩愈所说的“道”，在他的文章里是有确定含义的，指的是儒家的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侧重点在于个人修养、道德品质、立身处世诸方面。韩愈在《原道》中为“道”定义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5可见这所谓“道”，就是行仁义，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韩愈笔下的“传道”，就是传播圣人之道，“授业”，就是讲授学业，“业”指的是各种学业技艺，即是《师说》后文所说的“六艺经传”，所以“授业”实际上也是“传道”；“解惑”，就是解疑答难，解除疑惑，解答“道”同“业”两方面的疑难问题。这就是说，教师要负起向学生传授道理、知识和解疑答难的责任。一句话，教师必须是“既教书，又教人”。这是教师职业所赋予教师的崇高的社会责任。

不同的社会必有不同的教育之“道”。处于封建社会的韩愈，必然会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去维护和宣传封建社会之“道”—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家之道，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这是毫不奇怪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应该肯定的。

在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应该有社会主义的教育之“道”。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之“道”呢？我认为，其要点，即如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所说：“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这里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24字核心价值观分成了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意见》明确指出：“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其实，这24个字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之道的基本思想、基本遵循。

教师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教育之道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观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引导学生健康地成长。

三、学习的对象应该是广泛的

封建社会时期的韩愈，已认识到了“人非生而知之”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因而他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师学道”，不然“惑”就会“终不解”。那么，应该以什么人为师，向什么人求教呢？韩愈在《师说》中提出了“从师”的标准或“择师”的原则。他认为：只要他有学问，懂得的知识比我早，就可以以他为师，而不用去管他的地位是高还是低，不用去管他的年龄是老还是少。这就是他所说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既然“圣人无常师”，何况普通人呢！

韩愈关于从师的标准或择师的原则，在当时，是对不重道、不重师的社会风气、包括即使谈到“师”，又斤斤计较于“师”的地位、年龄等等坏风气的批驳，这是十分正确的。在今天，如果我们把韩愈关于“道”的内函重新予以确定，把它作为“真理”的同义词来理解，那么，这个原则就是“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是我的老师”。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常说：要向有真才实学的人学习，要向内行学习，实际上也体现了《师说》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精神，只不过这“道”并非韩愈所主张的孔孟之道罢了。

由于知识海洋的广阔，而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故而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使自己成为一个门门精通的专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要想掌握更多的新知识，就必须不断学习，广泛学习，深入学习。潮涌般出现的科学技术、急剧增加的知识量，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学科，需要每一个人去自觉接受“终身教育”，才可能适应社会，适应工作。因此，更需要向一切有学问的人虚心学习，利用一切机会向在某一方面长于自己的人学习，这样，才会永葆生活的青春；才会不断更新知识，充实知识，便知识面更广，基础打得更牢，从而不断地获得新的创造和发现。

四、教和学是可以相长的

韩愈在《师说》中，还阐明了另一个哲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不一定就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就比学生高明。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懂得道理有先有后，技艺和学业各有各的专门研究，知识领域无限宽广，学生是完全可能在某一方面逐渐超过老师的。因而，“青出于蓝”；反过来说，“蓝”也完全可以更“出于青”，获得新的知识和进步的。

这个关于“教师”和“弟子”相互关系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正确。但是，要真正明白这一点（不是从字面上或抽象的道理上）很不容易；更别说去实践了。为什么师生关系时有不正常呢？这是因为当教师的自以为一切都比学生强，听不得半点来自学生的不同意见；或者因为发现学生确有比自己高明之处而妒忌学生，压制学生。做学生的呢，则当发现教师某一点不那么正确，就认为他一切都不行，不够资格当教师；或者径直认为自己已经比教师强了，于是就不再尊重教师了，更不用说继续虚心地向他学习了。师生矛盾的这两方面，显然都不正确，都是需要检讨和纠正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久经证明的客观真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格外认真地去体会和领悟这个道理。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学生也在变。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对未来的憧憬与追求往往表现得比教师更热烈、更奔放、更浪漫。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也要跟着变，努力使自己成为站在时代潮头、永葆学问（或知识）青春的进取者，使自己和学生与时俱进，共同成长。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实已经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化的平等关系。这种关系，是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教师是这种关系的主导方面。作为教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耕耘者、传播者，要去启迪学生的心智，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品德高尚、知识丰富、体魄健全的一代新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都很大；因为学生模仿性强，可塑性大。他们对教师最信任、最崇敬，对教师的一言一行都爱仿效。正因为如此，一个好的教师必须随时好好检查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成为优良品德的先行者，良好习惯的先导者，科学、人文知识的培育者。同时，作为教师，因为不可能事事精通，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包含着自我学习和不断完善的努力，要虚心地向包括自己学生在内的一切高于自己、长于自己的人学习，争取不断地进步。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作为人民教师的自我修养、自我素质的提升，当是十分必要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说：“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毋庸置疑，学习包括《师说》在内的古代优秀教育文化传统，并将之运用于今天的教育改革，才可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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