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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诗词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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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诗词赏析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同，字与可，苏轼的从表弟。苏轼通过这篇文章，表示对他的追怀、悼念。《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的筼筜，是竹子的—种，生长在水边，竹竿粗大，竹节间的距离也长。筼筜谷是盛产筼筜竹的一处山谷，在今陕西洋县县城西北五里。洋县在宋代为洋州治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到熙宁十年(1077)，文同在洋州作知州，常去筼筜谷观察竹子，因而画竹益精。《筼筜谷偃竹》就是这个时候画的。

作为一篇绘画题记，大多要描述画面的形象，叙说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总之，不外以鉴赏、考订为主要内容。而苏轼这篇《筼筜谷偃竹》，却不是一般的绘画题记，它实际上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就不能不打破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

作者所要追怀、悼念的不是普通的朋友、亲戚，而是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况且这追怀、悼念又是因逝者的一幅《筼筜谷偃竹》的绘画而引起的，所以最好的追怀、悼念，就莫过于充分指出和肯定逝者在艺术上的杰出的创造和成就。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文同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种从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是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的。让我们来看看苏轼所作的介绍。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萌，是草木生长的幼芽。蜩，是蝉。蛇蚹，是蛇腹下的横鳞。蜩腹蛇蚹，指竹笋节节环生的形状，好像蝉腹下的条纹和蛇腹下的横鳞。剑拔，形容竹笋脱掉笋壳长成竹子，好像剑从剑鞘里拔出那样挺直。寻，是古计量长度的单位，八尺为一寻。十寻，只是表示很长、很高，不是实数。这几句是就实际生活中的竹子来说的，指出竹子从发出寸把长的幼芽开始，就具备了竹节和竹叶，经过竹笋阶段，最后成为耸立几丈高的竹子，它的竹节和竹叶都是在开始生长时就有了。

这意思是说，竹子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发展的，不是按不同部位而个别出现的。现实的竹子是如此，在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所要表现的竹子理所当然地也应是如此，也就是要注意竹子的完整形象。然而，一般作画的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一节一节地添加，—叶一叶地堆叠，是指当时流行的先用细笔钩勒，然后逐层上色的竹子画法。这种画法，依靠添枝加叶的方式而拼凑成竹子，当然显得支离破碎。“岂复有竹乎!”就是说没有完整的竹子形象。与此相反的是水墨画法。“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这是说经过平常认真仔细的观察，掌握了竹子的形态和神态的特征，胸中先就有了完整的竹子，实际上是在想象中酝酿成熟竹子的形象，到提笔作画的时候，凝神注视，这竹子的形象就全部呈现在眼前，于是奋笔挥写，毫不间断，照着这样的形象飞快地画去，仿佛兔子突然跃起和鹰一类的鹘鸟突然降落似的，一刻都不停顿，要是稍为一放松，这呈现在眼前的竹子形象转眼就消失了。这里强调的是艺术构思，也强调创作灵感，因而画来的竹子就神完气足，饶有风韵。

文章劈头这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人所共知的“胸有成竹”的著名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

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龟壁。”意思是说喝下一点酒后，情绪兴奋起来，引起了作画的兴致，好像肚子里生长了竹子、石头，横七竖八地往外冒，非表现出来不可，于是就把它们画在友人雪白的.墙壁上。这是在讲“胸有成竹”，而且有创作冲动，灵感所至，不能自已。苏轼还在《腊日游孤山……》诗中说过“作诗火急迫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

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他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从这些艺术见解来看，苏轼这篇追怀、悼念文同的文章，无异就是一篇文艺短论。苏轼的杂文、小品，往往具有这种特点。

当然，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他还说：“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表示自己虽然懂得了文同所说的道理，但在实践上还做不到。为什么呢?苏轼这样解释：“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这里，“内外不一”与“心手不相应”是一个意思。

“内”，指人的意念，心里所想的，懂得了某种道理；“外”指人的意念的表现，即手里所画的，按照理解了的原则去做，把通过观察、构思而形成的形象，再见之于笔墨。想的与做的统一不起来，就是“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其原因在于“不学”，即缺乏锻炼与实践。这就是下文说的“操之不熟”。苏轼紧接着指出：“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有见于中”指内心中有所理解，“操之不熟”，指做起来不能运用如。

“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其结果必定是“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平常自以为对某一事物了解得很清楚，但临到做起来时，却完全不能把握着它，忽然什么也没有了。只要“不学”，不实践，做任何事清都会是这样的结果，岂止画竹呢！苏轼在这里讲的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

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这两个人，一个叫庖丁。庖，是掌握厨房事务的人，丁，是这个人的名字。据《庄子·养生主》记载，庖丁善于宰牛，他非常熟悉牛体的骨骼筋脉，拿起刀来分割牛体，声音很好听，动作很好看，既不损害工具，又不花费气力，文惠君看到他的操作，又听了他一番谈话，就领悟了关于“养生”的道理。

另一个人叫轮扁。轮，是用刀斧砍木头制造车轮的人，扁，是这个人的名字。据《庄子·天道》记载，轮扁善于做车轮，他知道怎样运用刀斧来砍木头，但只有自己心领神会，而无法表达出来；依据这样的体验，他认为桓公读的书，上面写的都是古人的糟粕，意思是某些道理只能从亲身实践中才能领会。桓公开始听不进去，后来还是承认他说得对。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缣素，是供写字画用的白而细的绢绸。蹑，是用脚踩。口实，即话柄。这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苏轼是这样叙述的，“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佘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日，‘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冬天，文同在洋州知州任满之后，回到北宋都城汴京。而这时苏轼正在彭城即徐州做知州。文同从汴京写信给徐州的苏轼，说他自己告诉当时的文人，官僚，他的墨竹一派画法，最近传到了彭城。文人、官僚要墨竹的画，可去请求苏轼。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苏轼也故意跟文同开玩笑，“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

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意思是画万尺长的竹需要二百五十匹绢绸。当时一匹绢绸大约长四丈。苏轼告诉文同：知道您懒得提笔作画了，那就把用来画万尺长竹的二百五十匹绢绸送给我吧。“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文同承认自己说错了。世间并没有万尺长竹，当然用不着那么多绢绸来画，于是这些绢绸苏轼也就要不到手了。但苏轼硬是要。“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苏轼抓住文同所说的“万尺长”来予以证实，认为世间确有八九千尺长的竹子，你看偏西下落的月亮照着竹竿，那留在空庭中的竹影不就有这么长吗？言外之意是二百五十匹绢绸还是需要的。这样，文同更是答不上来了，便采取近于抵赖的手法。“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他承认辩不过苏轼，但这二百五十匹绢还是不给，要留着购买田地以备自己退休养老。苏轼原先提出不要画竹，只要绢绸，现在文同不给绢绸，可还是给了苏轼一幅画竹。

“阅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

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竹笋被用斧头砍去了，想来清贫而贪吃的洋州太守文同吃了这些竹笋，那大片土地上的竹子就全都装进了他的肚子里去了。

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以上是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

“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人们向来评论苏轼的散文风格如“行云流水”，这篇《筼筜谷偃竹记》正是这样。作者好像文同画墨竹“振笔直遂”，那样信手挥写，没有丝毫的做作与刻意推敲，而浓烈沉挚的感情由肺腑中奔泻，真实自然，亲切动人。同时，所记述的与文同的“戏笑之言”，却又经过精心的选择、剪裁，一是以当初的诙谐笑乐反衬今日追怀、悼念的沉痛与悲哀；一是由此以见出逝者在绘画艺术上的杰出的成就与创造。因此，文章写来看似漫不经意，而实际上形散神凝，所有议论、诗文赠答的“戏笑之言”，始终环绕着追怀、悼念、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这一中心。

通观整篇结构，极为自然、流畅。从竹的本性写起，到最后才点出对亡友的思念并以此作结，充分体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特点。前半部分侧重于说理，后半部分侧重于叙事，全文是以画竹线索来组织安排材料的。语言也很朴素自然，叙述往事，娓娓如道家常；抒发感情又都出自肺腑，无矫揉造作之态，而真实动人。在记叙人物语言的时候，仅仅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生动。整篇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色彩强烈，成功地抒发了悼念之情。

作为文艺随笔主要体现了苏轼胸有成竹和心手相应两方面的创作思想。以画竹理论为开篇，文与可有画竹“成竹在胸”“心手相应”的理论，阐明了一条极深刻的艺术创作经验。

“胸有成竹”说，即胸中必须先有鲜活的形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造型。“得心应手”说，即必须把艺术表现方法变成熟练的技能技巧，方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形象。

“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所欲画者并非指实物，而是映现于胸中的鲜活形象。这里所说的“视”是凝神结想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见”是指在脑海中映现的意思。

“心识其所以然”，是指胸中明白怎样才能这样的道理；“不能然”，是指实践上还做不到这样。这两者不统一，就是心和手不能相应。

苏轼谈画竹理论，实际上是赞美了这一理论的总结者和实践者——文与可。

作为记人散文主要记述了苏轼和文与可以论竹为题，酬诗为乐的一段交往，体现了两人间的真挚情感。以论竹为诗题，写苏轼和文与可之间赠诗为乐的往事，表现了文与可平易而不从俗的品德。以曝画而引起睹物思人，忆旧伤怀之情，表达了作者对亡友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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