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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言的发展变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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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方言的发展变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上海方言普通话变异语言接触语言地位语言认同

论文摘要：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既有历时变化，又有共时差异；语言不是自给自足的，在语言接触中会相互影响。上海方言来源广泛，变化迅速，领先创新，并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本文试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依据上海方言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分析上海方言的发展变化，从而得出如下结论：上海方言在变化，但不会消失，我们应努力营造多语并存，和谐发展的语言环境。

引言

2005年以来，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 “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舆论界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人大委员提交议案建议保护上海的方言文化，规范沪语，推行沪语；市教委预启动 “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通过建立上海话语音档案，以保存 “原汁原味”的上海话。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也纷纷就此现象各抒己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发表文章“救救上海话”；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钱乃荣认为：“上海闲话能变化，但不能消失，它们富于个性，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历史，发展的见证。”①同时，另一个声音也在响起：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游汝杰教授认为： “不必担心上海话消失，因为上海话不是一成不变的。”②；“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减弱……只是其特色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了。”③；市教委语言文字管理处处长孙晓先认为：“推广普通话，上海话并不会因此受到挤压，不需要特别保护。”④种种观点充斥着舆论界。上海方言需不需要受到保护？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上海方言，舆论界究竟何去何从？本文依据上海方言的历史形成过程分析上海方言本身的特点，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来探究该问题的答案。

一、上海方言的特点

钱乃荣在《上海语言发展史》一书中详尽地研究了近代以来上海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演变。纵观上海方言自开埠至今近160年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上海方言有来源广泛，变化迅速，领先创新并日趋向普通话靠拢的特点。

（一）借用地方方言现象明显。

自开埠以来，外籍人口大量移入，随之带来大量方言土语。上海方言吸收了很多周边地区如松江、苏州、宁波、杭州的方言土语。“勿来三”是苏州话，“莫牢牢”是杭州话，新上海人喜欢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等），是将“莫牢牢”译成了普通话；就连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也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广泛的语源也使上海方言中产生大量的同义词，如：北方话中的“饼子”，上海方言就有“大饼，面饼，晶饼，羌饼”等几种叫法。

（二）明末清初华洋杂处产生了大量译词、外来词和洋泾浜语。

这些词有的直接音译入上海方言，如：巧克力，咖啡，沙发，开司米，磅，水门汀，牛轧；有的意译，如：火车，飞机，细胞，蜜月，黑板等；有的音译加意译：冰淇淋，网吧，迷你裙，苏打水，霓虹灯，色拉油等；还有先音译后意译的，如：telephone—德律风—电话，laser—来塞光—激光。明末清初华洋杂处还产生了一种洋泾浜英语，如：“混腔势”其中的腔势便是由英文的chance转变而来，还有“瘟生”（one cent），“轧沙丁鱼”（sardine）都是洋泾浜在上海方言中留下的痕迹。

（三）词汇的都市化。

随着上海的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批本土词汇被书面语通用语词汇及新生的都市词汇所替换，如“日头”，“影戏院”，“寒暑表”分别被“太阳”，“电影院”和“温度计”所取代；同时不断产生花样繁多的都市流行语，从20世纪初的“出风头”“拆白党”到90年代的 “酷，美眉，丁克，掏糨糊”，无不为上海方言注入新的活力。

（四）上海方言有着日益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1.方言色彩很浓的词渐渐向普通话靠拢。如“留声机——唱机”，“蓝印纸——复写纸”，“自来火——火柴”，“寻——找”，“疑心——怀疑”；

2.青年中流行“上海普通话”，将“为什么这样？”说成“为啥格样子？”，而不是说“为啥迭能？”并将“为”念作去声，而不是像以前的上海话念成阳平；

3.语音上有由白读音向文读音发展的趋势，新近出现的词或口语中的流行语更倾向于文读音。如旧上海话中“秘书，”的“秘”读“bi”，而今青年人爱说“mi”；“行车行船”旧读“hang”,而今读“xing”，“味道”的“味”、“眉毛”的“眉”旧读“mi”,而今“味”读“wei”,“眉”读“mei”。

二、社会语言学的解释

（一）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

1.语言的历时变化

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现象，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社会语言学家称这一现象为语言的变异。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社会生活的变化都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而社会发展速度，人口数目及交际密度也会对语言的变化速度产生影响。上海方言的变化速度之快在同类中是罕见的。历史证明，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社会变革越激烈的地方，人们的思维越活跃，语言的创造力会越强，语言也就越有活力。

2.语言的共时差异

语言的变异还可表现为语言的共时差异：即使是同一历史时期对同一方言的使用也可能会因地因人因场合而异。不同年龄段，所受文化教育程度不一样的人群在使用方言时都会有语音语调甚至词汇上的差异，如老上海人爱说“邪气”“交关”（“很”的意思）；而年轻人则喜欢用“牢”“赫（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和其他地区迁入的上海人说话也有一定差异。另外人们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变换使用各种语言或方言，普通话和上海话各司其职，充分体现了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二）语言不是自给自足的。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此，语言学家萨丕尔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Sapir 1921：159）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相遇时会产生“语言接触”现象，即在接触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可表现为语言的借用，双语多语现象，双言或多言现象，语码转换，有时会形成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语（Arnold M. Zwicky 1988：33）。游汝杰（1999：279）也曾提到：“不同民系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方言接触有可能产生方言的借用和模仿现象。”“每一种活着的语言都有充分的吸收功能，会在社会生活必需时吸收新词汇，也不害怕与其他语言接触。”（陈原2000：63）在当今前所未有的语言快速接触中，上海方言必然受到其它语言变体，特别是普通话的影响。

社会发展靠创新推动，语言在发展中丰富。没有变化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语言，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新时期的`上海方言是历史蜕变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在语言上打下的烙印，变化不等于退化。各种调查表明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减弱。对于变化中出现的新事物，我们要秉着开放的态度。洋泾浜曾被视为一种语言污染，但经过时间的洗礼，很多洋泾浜已被吸收进上海方言，我们谁有能力否认某些新流行语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会被编入上海方言志，甚至是普通话教材？上海方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方言群体，历经百年巨变，并广泛吸收各地方言土语及外国词汇，表现出慷慨的吸收力，又显示出本土文化强大的稳定性。我们不能因上海方言的种种变化而担心它会受冷落甚至被遗忘。

对于上海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语言本来就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的特点之一是约定俗成，全民公认。荀子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语言变化发展是个自我淘汰，自我选择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从语言的发展史看，出于交际的目的，语言具有趋同的需要。当今语言的一个历史趋势是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如英国国内和美国国内方言差别逐渐减少，民族标准语的使用日益广泛，英美两国英语也在逐步靠拢。可见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变化本身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会大大推动社会的发展。游汝杰也说过：“方言历史演变的宏观取向是劣势方言向优势方言靠拢，方言向共同语靠拢。”（1999：275）上海方言的这种变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应该被人们乐观的接受。

三、从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看上海方言的变化

普通话是汉语的共同语，是国家的标准语。现代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本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56）而对“方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英国语言学家R.哈特曼和F. 斯托克合编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将“dialect”定义为“一种语言的地区、时间或社会的变体，这些变体无论在发音，语法和词汇上与标准语都有不同。”（1981：99）这一定义为西方语言学界普遍接受。我国学者黄景湖（1987：1）认为，“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共同语的分支。方言在一定的地域为全民服务，并作为低级形式服从于全民共同语的高级的标准语形式。”

（一）在上海方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通话和方言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

1.普通话中吸收了很多上海的方言词汇。

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上海方言有表达细腻，生动活泼的语言特点，大量吸收方言能丰富普通话的表达。一些很有特色的上海话，如“标致，便当，尴尬，像煞有介事，名堂，蹩脚”等已被吸收入普通话。

2.很多外来词通过上海方言传入了普通话。

一些外语词在上海登陆后，先被译作上海方言，后被吸收入普通话。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话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类似的例子还有Canada——加拿大，Butter——白脱，Gallon——加仑，beer——啤酒等。如果说上海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上海方言便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丰富汉语的语言表达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当今的上海方言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二）从语言地位和语言认同功能角度解析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

从语言学角度看，所有的语言及语言变体都是平等的，而事实上社会上对于不同语言变体的评价、认识和使用是不平等的，人可以赋予有影响力的变体更高的地位，语言有强势和弱势之分。普通话原本也是一种方言，在经过一定的标准化加工，并扩大它的使用范围之后，其语言地位上升为标准语，成为全民语言。而如今随着不同方言区人际交往的愈加密切，人们使用普通话的场合越来越多，普通话的地位日益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话的地位在衰退。语言地位是由该地区的经济政治状态决定的，随着上海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话作为强势方言的地位不会衰退。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认同功能，即使用同一种语言变体能使该言语社团的成员产生归属感。一方面，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无论何时都有一种归属的需要，而语言是实现这种归属的重要途径。一旦放弃了一个人所来自的那个群体的语言变体，他也就失去了与那个群体之间很重要的认同纽带。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之一承担着独特的社会功能，“是民系认同和身份认证的重要标志”，（游汝杰 2006：7）另一方面，随着外地人对上海的地方文化的逐渐认同，他们也有被认同，融入这个社团的需要，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也会有意识地接纳上海方言，从而促进了上海方言的发展。除非上海方言是完全封闭的，拒绝变化的，否则即使人口比例的改变，使用频率和场合的改变，都不可能使一种变体消亡。所消失的不过是旧的形式，旧的形式不断消失，新的形式又不断出现。上海话在变化，但不会消失。“上海是一个存在双重语言现象和双层语言现象的言语社区”，（游汝杰2006：4 ）“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并存并用现象，是由它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不是行政命令或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并存并同，和谐发展。”（游汝杰2006：1）

由此可见，普通话和方言并非相互矛盾、水火不容，而是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的。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主要社会用语是普通话，而上海方言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及社会功能。上海方言地位没有下降，也不会消失。只有创造一个宽松的多语环境，让各种语言在相互接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互取所长，才能真正发挥语言作为信息载体、交际工具的作用。

结语

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体系，语言的发展也是一个自我淘汰，自我选择的过程。一种方言是否有生命力要看它能否适应历史和时代转变的需要。任何企图消灭方言或采取行政措施推行方言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年以来，上海方言大胆迎接各地方言及外来语的冲击和挑战，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如今上海方言的变化为语言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只有怀着宽容之心，树立动态开放的语言观，才能真正做到客观的观察，忠实的记录，细致的解释，从而探究语言发展变化之规律，努力营造多语并存和谐发展的语言环境。

注释：

①摘自《新闻晚报》2006年2月27日

②摘自《新民晚报》2005年9月22日

③摘自《文汇报》2006年09月19日

④摘自《申江服务导报》2005年11月4日

参考文献：

[1]Arnold M. Zwicky.社会语言学演讲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2]Edward Sapir.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R.A. Hudson.Sociolinguistics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陈原.语言和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陈原.语言和社会生活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辞典 [M].黄长著等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7]黄景湖.汉语方言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8]钱乃荣.沪语盘点 [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9]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游汝杰.汉语方言演变的文化原因 [A].游汝杰自选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1]游汝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 [J].修辞学习，200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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