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六国论》原文与译文 |
| 范文 | 《六国论》原文与译文范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大家一定没少背过文言文吧？文言文注重典故、骈俪对仗、音律工整，包括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曾经背过的文言文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六国论》原文与译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译文：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卿相，都为自己打算，争着收养人才。那些谋士、说客和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的等等，往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会学鸡鸣狗盗的等等，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品，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不能数得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并且还在薛地招聚了侠客和犯罪的人有六万家；齐国稷下地方聚谈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宾客无数。以后到了秦汉更替的时候，张耳陈余的部下，号称人才很盛，宾客和供他们役使的人等，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这是些见于传记的，估计不见传记的养士应当是官员的一倍，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人，人民怎能吃得消，国家又怎能受得了呢？ 苏先生说：这是古先帝王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像鸟兽中有猛鸷，昆虫中有毒螫一样。把他们分别加于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这些人便都有用了；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的所以久存，和秦朝的所以速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注意。 要知道有知、有勇、有辩才、有气力的这种人，都是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大多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人的，都是要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种人不失业，人民便安定了。四种人虽然性质不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的选拔中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的铨授中出身，隋唐以至现在，是由科举考试中出身：虽不完全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 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二世，然而当时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所有老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其职分。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是六国所以能够有一时的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因为采用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并吞天下以后，就以为宾客已无用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说人民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说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便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戮了豪杰。人民中的优秀而有特殊才干的份子，把他们遣散还乡。这样一来，从前就食于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能带着瘦长的脖子，黄黄的面孔，忍饥挨饿，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所以，秦代的变乱，虽然是在秦二世的时候所造成的，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这四种人的可怕，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业，秦代的灭亡还不至于像这样的快。把百万只虎狼放到山林里去，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要吃人。世上以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信的。 楚汉战争的灾祸，老百姓几乎完了，所谓豪杰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经过代国时，侍从车辆，仍然成千，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这难道是由于秦代祸乱的教训，以为单靠名位官职不能完全羁縻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或者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指使。’哎，这是秦朝和汉朝能够做得到的啊！ 创作背景 《六国论》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苏洵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苏洵立论的根据；二是苏洵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苏洵撰写《六国论》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辽、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辽、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作品赏析 《六国论》一开始，首先提出了六国破灭的原因。劈头四句话“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苏洵就斩钉截铁地给六国之所以灭亡定下结论。苏洵认为：六国之所以灭亡，不在于它们的武器不锐利，也不在于它们仗打得不好，而是在于他们一味地拿土地作为贿赂，向秦国乞求和平。“赂秦”就是贿赂秦国。这实际上是削弱自己力量，助长敌人的侵略野心，促使自己走向毁灭。所以作者接着申述说：“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然而事实上又并不是所有六国都向秦国奉献土地，而那些没有“赂秦”的国家也破灭了的原因是何，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苏洵故意这样设问，然后又作了回答：“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因此，归根结底，“赂秦”是莫大的致命伤。以上这些就是通篇的基本论点，突出强调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是从六国方面来说的。 接着苏洵再从“赂秦”的两个方面来论述这种做法的后果。苏洵指出：秦国由于接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比秦国打胜仗所得到的土地要多出百倍，其他各国由于送贿赂而丧失的土地，比它们打败仗丧失的土地也要多出百倍。那么，秦国所最欢迎而对其他国家所最不利的，当然就不在于作战了。这里的“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是侧重照应开头四句中的“非兵不利，战不善”，是从另一个角度补充和阐发了“弊在赂秦”的论点。 在接下来的两段文章里，作者又分别就“赂秦”的国家和不“赂秦”的国家，论述了它们各自灭亡的具体原因。 第二段先论述“赂秦”的国家灭亡的原因，“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是说这些国家的前辈创业的很难；“子孙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是说这些国家的后代只顾眼前的暂时利益，轻易地把前辈辛勤创有的国土随便割让给秦国；“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是说秦国并不因为得到奉献的土地而停止进攻。这就是第一段结尾所说的“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越向敌人屈服退让，就越增加敌人的气焰，敌人越得到好处，就越要加紧侵略。所谓“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秦国的侵略欲望根本没有止境，这是秦国侵略者不可改变的本质。诸侯各国奉献土地一味妥协，只能激起它的更大的侵略野心。这里，不需要通过作战，就已经判别胜负了，至于诸侯各国的因之而破灭，那更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作者为了把“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的道理讲得更为明白清楚，苏洵引用了古人的一个譬喻：“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薪”就是木柴，这个譬喻非常准确地、形象地表明了赂秦的严重危害和根本的错误。这一段是进一步发挥第一段的“赂秦而力亏”一句，具体指的是韩国、魏国和楚国。这三个国家都紧靠秦国，当时秦国在军事战略上采取“远交近攻”，也就是结交远方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的方针，因此它们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并且首先以地“赂秦”，结果最早被秦国消灭。 第三段是论述不“赂秦”的国家为什么会灭亡。齐国距离秦国最远，虽然不用向秦国奉献土地，但是齐国仍旧不敢得罪秦国，对其他国家遭受秦国侵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等五国相继败亡，它自己也成了秦国吞并的对象。燕国、赵国“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敢于同秦国武力相抗，所以像燕国那样小的国家尽管最后也失败了，但是比韩、魏、楚等国家要破灭得稍晚一些；赵国在与秦国的五次战争当中还取得了三次胜利，以后又不断给秦国以回击．可惜燕国太子丹派遣荆轲西刺秦王，企图通过个人谋杀来解救危难；赵国不信任自己的部将，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杀掉了抗秦的重要支柱李牧，于是导致加速了自己的破灭。齐国不能援助其他五国，团结抗秦，燕国赵国不能坚持斗争，又处在秦国把各国“革灭殆尽”的时刻，因而得到和韩国，魏国和楚国同样的结局。这段论述主要是进一步发挥第一段“不赂者以赂者丧”一句的意思。这一段的末了，苏洵总结六国的破灭，从反面推进一层，指出六国避免破灭的道路。“三国各爱其地”是指韩国、魏国和楚国不要拿国土去向秦国乞求“一夕安寝”，“齐人勿附于秦”是指齐国要附随秦国而不去援助其他国家，“刺客不行”，是指燕国不要对秦国采用个人谋杀手段；“良将犹在”，是指赵国不要相信秦国的流言蜚语而杀掉自己的将领。这样，恐怕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未见得秦国必胜而六国必败。文章在这里笔锋一转，反跌得精神饱满，把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道理说得更加透彻，更加具有说服力量。 文章的第四段是作者就以上的论述发表感慨。第四段的头几句是一种设想，为六国筹划怎样对付秦国。第三段末尾的设想，是仅仅就六国改变它们各自的方针路线来立论，所以只说胜负存亡“或未易量”，没有加以肯定。则进一步指出必须发愤图强，敢于斗争，并且团结一致，联合抗秦。秦国即使想要吞并六国，那恐怕也是咽不下喉咙里去的，可惜六国没有这样做。六国在敌人强大的威势面前屈服了，不敢斗争或者不能坚持斗争，最后全部破灭。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是后代当国者应该吸取的历史经验。苏洵最后说：“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不要在强大敌人的威力面前被吓倒。 文章的第五段是作者继续发表意犹未尽的感慨，不同于第四段，第四段的感慨针对的是历史，第五段的感慨针对的是现实。整篇《六国论》，应该说到前一段的就结束了。苏洵决不是为评论历史而评论历史，苏洵的文章的全部锋芒几乎无不处处对准现实。是想以古代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处理当前国家的重大问题的借鉴。文章只写到前一段，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这一段从古代历史引渡到现实政治，才见出它的主题深刻意义。这一段完全说的是北宋王朝的对外政策：北宋王朝与六国诸侯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六国诸侯只是占有局部地区，力量有限，而北宋王朝则占有全国主要地区，力量远远超过六国诸侯。六国诸侯如果敢于同秦国斗争，还可以取得胜利，那么，北宋王朝同样敢于斗争，当然不成问题地更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北宋王朝却“以天下之大”向辽政权和西夏政权屈服，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斗争，这就连六国也不如了。不用说，它最终也必然会得到六国破灭一样的后果。这—段文章只有六句，作者用笔相当精练，内容高度概括，而且在议论中包含着极大的感情分量。话说得十分含蓄婉转，同时问题又揭示得十分明确尖锐。从全文的布局来看，也收结得沉着有力。 战国当时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本来很纷繁复杂，但是苏洵只就对秦国的态度上，从六个国家当中区别出两个类型，“赂秦”和“不赂秦”；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韩国、魏国和楚国“以地赂秦”，第二种是齐国附随秦国，第三种是燕国和赵国“用武而不终”。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属于“赂秦”一类，第二种和第三种属于不“赂秦”一类。苏洵首先把力量集中在“赂秦”问题上，为六国的破灭立论。因为这才是六国破灭的根本要害，不仅“赂秦”的韩、魏、楚三国因此丧亡，不仅幻想保持互不侵犯局面的齐国因此不能保全，而且，即使能够跟秦国较量一下的燕国、赵国也因此失败。写文章就应该扣紧中心问题去发挥。重点摆对了，又要把它同别的部分联结起来，看出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作者集中论述了“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以后，进而又论述“不赂者以赂者丧”的道理。当然，态度、分寸是不同的。苏洵对赂秦的韩、魏、楚三国是根本否定，对依附秦国的齐国是严肃批判，而对“用武而不终”的燕、赵两国是深切惋惜。这样，文章就显得分外有条理，有层次，畅达透辟，严密完整，使别人对自己的论点无可怀疑、无可驳斥。 作者简介 苏洵（1009—1066年），北宋著名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相传二十七岁时才发愤为学，应进士和茂才异等考试皆未中。于是愤而自焚平日所著文章，再度闭门潜心读书，终于博通六艺及诸子百家著作，撰写文章下笔顷时数千言。嘉祐间，得当时名盛一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誉，以文章著名于世。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后与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后不久去世。他主张抵抗辽的攻掠，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政治特权有所不满。为文擅长策论，语言明畅，笔力雄健，奔腾驰骋，纵横捭阖，老辣犀利，很有战国纵横家笔意。与其子轼、辙，合称“三苏”，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有《嘉祐集》行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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