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
范文 |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在日常学习、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经典的诗歌吧,诗歌是表现诗人思想感情的一种文学样式。你知道什么样的诗歌才能算得上是好的诗歌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欢迎大家分享。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要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感情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效果。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 ──《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作者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效果。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的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诗歌评价 著名诗人白居易以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写成的诗歌,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流传了下来,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诗篇。对于他的诗歌不同的读者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梅圣俞平:“状难写景,如在眼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之所短也。”(张戒《岁寒唐诗话》),“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俟。致长韵大篇,动数千言,而顺当惬意,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鬓,悲鸣吻物。吻者所能致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张若虚《滹南诗话》)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我们不能论定谁是谁非,每个人欣赏事物的切入点不同,欣赏事物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事物的评价也就不尽相同。我个人认为“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的说法有失妥当。 我们知道白居易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即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采入诗歌唱。其全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补察时政“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而白居易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了讽喻诗一百七十余首,大体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显宦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的恶行的尖锐批判如《秦中吟》和《新乐府》这些诗用浅切平易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观点鲜明,而这些尖锐的批判使达官门咬牙切齿。“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白居易写这首诗不是为了写一首感天动地的好诗,而是要反映了人民为了满足贵族门的生活所深受的苦难,要教育权贵们,不要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闲乐而把痛苦建立在百姓身上,要多为大众着想,站在民众阶层想想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当。白居易就是这样用他那浅显易懂的语言写出作品,让自己的作品更易被人民接受,让作品的时代主题和内容更易理解。所以他的诗歌的浅近语言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不应该遭到那么多人的质疑。 有人会说因为白居易是伟人,所以他写出的诗歌无论怎样看,怎样评价都是好的。就比如《刘十九》“绿蚁新陪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诗明明写得毫无情调,一点文学色彩都没有,但是后人们却争着传诵硬说这首诗是一首好诗。说诗意很美,能闻见诗人亲切相问的声音,把与刘十九对饮清谈的那种欢欣与温馨很好地表达了出来。如果这是一首出自平凡人的手的诗,那它所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了。有人会认为这是涂鸦之作,没有一个词是新的,都是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字眼,语言很艰涩,根本就不是诗歌。但是“寻常之事,人人意中所有,而笔不能达者,得生花江管写之,变成绝唱,此等是诗也。”(俞陛平《诗意浅说续编》)白居易信手拈出一首小诗,用口头语把眼前的景物很自然的写了出来令人读后沁人心脾。一首好的诗歌不一定都是奇异的词,只要用此词,在此境,能够最传神地表达出你的情感就是好词。所以白居易就是运用那些通俗易懂的词语来表达出他的感情,使他易于被人接受,作品的内容易于为大众接受,理解,吸引广大读者。只有这样的文章才是雅俗共赏的好文章,才能流传千古。据史料记载说白居易晚年居住在洛阳香山,整理自己一生的作品,深入农家田间地头,征求老妪老夫的意见,力求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有幸读到白居易这么清新的文章。 白居易最著名的两篇文章《长恨歌》和《琵琶行》就是作者以通俗语言接近时代方式开拓广泛读者的例子。《琵琶行》借琵琶女不幸的身世,表达自己遭受排挤,贬谪无奈的生活。当中两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成为人民常用警句。《长恨歌》中“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梦幻而悲凉的色彩。从人性的角度赞美他们无与伦比的爱情,成为古往今来的爱情诗经典作品,这两篇诗歌都是为时为事而作的政治目的,而不是追求形式美。这样就让让文学尽可能地与世俗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思想接近,引起更多俗人欣赏,正如唐宣宗在《吊白居易》所说那样“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所以认为白居易的诗失于太详太露的说法是有失妥当的。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事得诗歌更更加接近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对杜甫为实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局限性: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和讽刺功能,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悦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因评价标准过于狭严,导致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被排除在外。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在《与元九书》中将其诗歌分为讽喻、閒适、伤感、杂律四类。其中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分雨是与閒适诗,他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閒适诗:意在“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閒适悠然的情调及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生活的满足。浅近且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为人称道。但诗中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更符合后世文人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讽喻诗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内容有四:一是及时反映土地和赋税问题,表达对臣民的深切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二是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三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四是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伤白鬓人》、《母别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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