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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国内国外对年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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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国内国外对年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论文

　　摘要：首先指出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在年龄与语言变异研究上面的不足，理论上表现为对显象时间、真实时间、年龄级差等概念缺乏介绍，实践上表现为缺乏趋向研究和选定研究。然后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做了搜集，重点译介了Penelope Eckert的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最后结合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指出老年人群体语言变异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年龄变量。

一、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和研究对年龄的处理。

总体来讲，国内社会语言学教程和研究对年龄这个变量处理有简单化的现象。自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147）介绍了“显象时间”（apparent time）、“真实时间”（real time）、年龄级差（age grading）等概念后，就笔者所见，只有陈松岑（1999:199）再次提到了这些概念，并介绍了国外和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国内许多社会语言学教程都没提到这些概念，如郭熙（1999）、戴庆厦（1993）、游汝杰（2007）只是多以儿童、青年、老年这样传统的划分法来处理年龄问题。从教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处理不利于社会语言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因为社会语言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代际差异，更需要掌握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它们是语言变化的反应，还是仅仅在显象时间上的变异。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国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民族学的渊源极其密切，很多学者在没有接触到社会语言学之前就是从事方言研究或民族学研究的。因此某些材料，或许从方言学、民族学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但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却不具备普遍意义；另一方面，要反应真实时间的变化，需要进行趋向（trend）研究或选定（panel）研究，而这种研究时间跨度大，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需要相当的理论水平。因而，教科书上的不足亦是我国客观研究现状使然。

二、国外对年龄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年龄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是任何社会语言学研究都离不开的。不过单独对年龄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的探讨还是非常少见的，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如同笛卡尔那样逐个用理性检验传统的观念与概念一样。上世纪80年代相关的研究成果是Age and anthropologicaltheory,限于资料的局限，我们只介绍Penelope Eckert（1997）。

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者有必要区分语言在显象时间上的变异与真实时间的变化。Penelope Eckert（1997）在文中第一部分就提到解决这样的分歧涉及到一些根本的语言学争议：说话人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在人生路上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嵌入人生阶段和人生事件中？年龄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诸如阶层、性别、民族这样的社会学变量发生互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理解语言人生路径（linguistic life course）。接着他解释到语言是为数不多的例行纳入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变量之一，但还没有从人生路程视角上来看变异的专项研究。和性别一样，年龄是凭借其社会性而不是生物身份与变异发生关联的，所以对作为社会语言学变量的年龄的研究需要我们关注年龄与年龄增长的本质和社会性。

在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调查显象时间和现实时间语言变异的基本研究材料、方法以及研究现状。要提供现实时间证据，需要把显象时间变异和语言早期阶段一般材料结合起来，比如用古老记录、地理证据、需要研究的方言之解释把当代数据语境化。现实时间证据的有效性和解释力大小在于反映不同时间的标本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比较项关系多密切？当然社区研究的在某一时间的重复是最好的证据，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稀少。自从拉波夫1966年纽约市调查后，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重复研究了，不过更多的还是趋向研究。

第三部分主要谈不同概念意义上的年龄。对变异的社区研究绝大多数依赖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来给言语者分组。但是，（人的）社会化、生理成长并不和实际年龄同步进行。当实际年龄基于日历时间把年龄设置为同质连续体，实际上年龄被镶嵌了各色各样的人生标志，它们不一定是均匀分布在人生历程中的。我们经常是用一些普通的人生阶段的事情来解释行为的，比如第一天上学，第一天退休，第一次来经血，掉了第一颗牙，生了第一个孩子，等等。虽然实际年龄与生理年龄和社会年龄是近似的关系，但在工业社会中它被赋予了优先地位。的确，家庭身份、机构身份和生理成熟被用来作为实际年龄的标志，而非相反。然而在一些传统上不使用实际年龄的社会中，相反的情况也成立。跨文化年龄系统的差异有着重要的社会语言学含义。举个例子，某一社会以十年为一段来分，而这十年看成相对静止、孤立的状态。而在年龄等级社会中，个人前进要依照人生发展的标志。年龄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也是跨文化不同的。比如，成人年龄对男女来讲就不同。工业社会中的民族差异将不同年龄系统并置于单一个社区中，所以我们不能必然地指望实际年龄与社会年龄整齐地对应，即使在同一个言语社区中也是如此。既然，人生路线的许多方面都是基于阶层的，那工业社会中的阶层差异也涉及年龄系统的不同。举例来讲，工人阶级步入早期成人阶段就要比中产阶级早一些。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认识到：中年视角主宰整个社会研究。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年偏见：对儿童的研究聚焦在社会化进程上，对青少年和年轻人则聚焦在学习成人角色上，对老人的研究则聚焦在成人能力的丧失上。因此，只有中年人生阶段处于发展视线之外；只有中年人在使用成熟的语言，而不是在学习或丧失语言。这样的偏见忽视了特定年龄的语言使用和相互解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发展视角（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这种视角认识到发展是伴随一生的。生命就是关于变化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有其道。每一人生阶段的语言在对应的那一个时间段都有其社会意义。

第四部分一开始介绍了不同年龄阶段语言变异研究的现状：越是年龄大的阶段，其研究程度越低。虽然关于变异与年龄的关系集中在一组人生阶段上：儿童、青少年、成年、老年，却只有成人被视为不需要成人照顾和关照的人生阶段，因而独立性作为青少年和老年的重要方面也就不奇怪了。对儿童早期变异的定量研究只是近几年才开始的。Robert在费城对三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和作为其模型的长辈语言一样，早期儿童语言呈现固有的变异性。三岁儿童在对稳定的社会语言学变量（如-ing,t/d省略）和反映进行中的变化的当地变异模式（如费城短/a/的高化）的使用中显示了变异。Labov发现了年龄分别是四岁、六岁、七岁的三名儿童的语言里发现了存在于t/d省略和-ing中的制约条件。还有大量证据表明一定年龄之后一些模式不可能被习得。儿童可能在发展出语言制约性之前学习到一定变体的一些社会功能，他们可能偶尔应用这些变体，或许一些特定的词汇项是作为清醒的标志来使用的。也可能在将一些变体付诸社会使用之前，他们先发展出精细的语言限制条件来。既然在某一方言中不同变体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儿童可能对各个变体的意识时间不一，我们不建议将单一变体作为整个系统的标记来取证。青少年时期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来讲是特殊的人生阶段。具有特殊社会语言学意义的是，在青少年阶段，正步入成人的人们在通常情况下不承担成人角色，而在教育机构里脱离成人圈子。在高中以及高校主要的综合机构里，大量象征性活动发生在这样一个需要丰富的语言创新的语境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创新是一群同龄人构建的圈内差异以及区别于儿童和成人的差异。如果说青少年是推动语言变异的人生阶段，那么成人阶段便是趋向于保守的阶段。许多研究证明成人比年轻人趋向于保守的规律性。这种保守性已被归因于工作单位对标准语的要求。用同样的方法，社会网络研究发现了使用口语变体与参加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Labov所说的交叉模式很可能是过渡群体同时参与地方社会组织和标准语言机构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来自现实时间研究的不大普遍的证据。Paunonen在芬兰的发现显示：女性从成人早期步入中年时，在/d/的使用上变得更加标准化，但其他女人从中年步入老年时，这方面的标准化降低了。他把这种不同归因于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变化。然而，可以期待在年轻女性与老年妇女之间，该结论的真实性更高。另一方面，老年妇女摆脱了家务，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许多妇女因为要抚养孩子，需要特别注意语言规范。Labov曾指出母亲在灌输儿童标准语言的角色。如果真是如此，那大家可以认为抚养儿童对妇女而言构成了一个标准语言场所，正如同家庭之外的工作单位那样。简言之，成人阶段在变异研究方面呈现为一片广袤的荒原。与逐岁研究的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相对照，成人阶段被作为一个多多少少是同质的年龄群体来对待。目前尚无尝试用主要人生转变如家庭身份、工作身份或退休等来取代位学年龄范畴（eticage categories）的研究。的确，虽然有人断言人们在退休之后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其保守性，但这一点还没有得到明确的验证。老年人构成一个异质群体，其成员持续减少。Labov的研究发现当老年人失去了对权力关系的关注后，其语言行为似乎放松开来了，该研究基于一些表示老年人言语保守性与略年轻后辈相比而减弱的证据。另一方面，许多老人失去了权力，他们身体虚弱了，手头拮据了，从工作单位的退出也丧失了大量的影响力。加之，作为一个年龄群体，其数量在减少，这样带来群体影响力的减弱。Edwards解释了临近底特律的一个内城的60岁以里、60岁以外的人们的两个不同。年龄只是对与那些60岁开外（包括60）的老人而言是重要的变量，该老年群体使用变体AAVE的比例比另外一个群体高。划分这两大年龄群体的一个重要社会不同在于社会网络：更老的那个群体当地社会网络比例大。

三、结语。

本文主要在揭示国内社会语言学对年龄变量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译介了Penelope Eckert（1997）。其中有一些地方不符合国内实际情况，有待我们做实际调查研究。比如，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比例呈现上升趋势，总体人口结构逐渐步入老年型结构。另外从世界范围看，老年群体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基础最薄弱的。因此，国家社会建设和本学科发展都需要加大对老年人的语言关注和研究。这方面，国外已经起步了，我们亟需拓宽思路，结合老年学成果进行社会语言学跟踪调查。

参考文献：

[1]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3]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游汝杰。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Eckert,P.Age as a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J].The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7:15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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