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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意义与局限性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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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意义与局限性探究论文

“文学史是权力和知识共同建构的意识形态。”[1]文学史的写作对文学经典和文学身份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最终目标是融入中华文学史的整体格局之中。在中国的文学史着作中，以“国家”（中国）、以时代（或朝代）为分野的“国别文学史”成果最为丰富，它们在总体上表现出一些相近的特点： “比如‘文学国家化’与‘汉语中心观',以及’万世一系‘和’华夏正中‘的历史表述等等。”[2]

上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并确定了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少数民族”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这为重新表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学都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示。研究者开始注意并反思传统“国别文学史”书写中汉族地位的中心化以及少数民族的缺席或者边缘化。

基于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呈现出两种系统：一种是以汉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史”（包括通史和断代史） ; 一种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包括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和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 .两者各成体系始终未能融合为完整的中华文学史。少数民族的文学与汉族文学一方面具有文化上亲密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因为政治和经济等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样态，所以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基本是既有双向的影响又保有自身的系统，因此传统的仅仅以汉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史是有所缺陷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该问题，如何其芳和周扬均认为未曾把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史学体系中的中国文学史是名实不符的，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发展情况①,而谢冕、黄修己、杨义、朱德发等学者亦呼吁改变汉族一元的文学观，重新建构多民族的文学体系，以便展示中华民族多元化的文学景观②.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学史编撰者在其中国文学的史学建构中也试图表现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在场”.

一、大同小异的在场景观

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存在样态各有差别，但是目前中国文学史的史学建构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的方式却大同小异。从已有的中国文学史文本来看，编者整合少数民族文学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基于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之关联。一般而言，不以建构多民族的中华整体文学史为撰写目的的文本基本隶属此类。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洪子诚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郑万鹏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李平、陈林群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以及刘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等。在此类文学史文本中，文学史撰者对在当代文学进程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予以特别注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肯定了少数民族在文学史上特别的存在价值，其中涉及的作家主要有以下几位：第一位是张承志。对张承志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其在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以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之中的文学作为，强调其在对民间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回民文化）的书写中所体现的文化重构意识、其抵抗现代化和商品化的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对审美理想和人文立场的坚守。第二位是扎西达娃。对扎西达娃的关照主要强调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其中有文本称其创作为“荒诞小说”） ,而在作品内容方面，其通过对西藏宗教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独特书写所表达的生存与进步、文明与失落、精神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也成为备受关注的方面。此外还有霍达和阿来：对霍达和阿来的关注基本上源于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所引起的轰动和影响力，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被称为“文化小说”,而阿来的《尘埃落定》在研究界引起的评论热潮也辐射至文学史的范围之内。

第二种是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的。如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十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分别于第二章和第九章单独设节对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小说和诗歌的代表作品以及特有现象进行论述；陈其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之第一编第三章的第五节也论述了少数民族民间长诗的发掘和整理；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之第七章“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强调了非汉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当代创作；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黄修己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和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东方出版中心 2003 年版）在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史学整合的过程中都设章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创作成果进行了论述。

第三种是将少数民族文学融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之中。该类文学史着作志在全面反映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如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和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两书是基于对已有的文学史文本的补阙，旨在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史，其编写的原则基本相同，即不论地域、不论民族、不论语言，力图将有史学价值的作家和作品都列入在目，并予以合理的史学评估，所以两书在求全方面有两个相似点：一是涉及文体全面，几乎囊括了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门类；二是含纳作家众多，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作家的详细介绍和评述更是具有独特的意义。其中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单独章节介绍的作家有 290 多位，其中少数民族作家 50 多位”[3],“汉族作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论述占整个篇幅的80%,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的创作的作品的介绍和论述占整个篇幅的 20%”,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是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的文学这一思想。另外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课程教材之一也必然强调其文学史撰写的全面性，因此对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状况予以相应的关注：之一是在第一编“20 世纪 50-70 年代中期的文学”之“新生活的歌颂”和“叙事诗的发展”两部分分别将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以及少数民族叙事诗的创作和整理位列其中予以论述；之二是在第二编“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部分以“少数民族小说”独立为章对该阶段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以及代表作家作品分别论述。有研究者指出优秀的当代中华文学应该充分体现三个主要元素，即时间、地域和民族[4],从这个意义上，该书应算较为完备。

毋庸置疑，如上文学史着作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弥补了过去文学史书写在族群多样性方面的不足，“其主要价值在于对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学的事实给予肯定和再现”[5].只有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文学史的体系之中才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中国文学史，此类文学史将民族的视角引入了文学史的写作便于从文化和语言等多方面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综合性的考察，并为最终建立一种具有本土性的文学史体系提供了思路和经验；在另一个层面上，包含多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正呼应了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现实诉求，是全球化背景中中国建构自我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难以突围的限度

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中，文学一向被统一于“中国”之概念下，汉族本位的思维取向使得史撰者对有所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如沈从文、老舍、萧乾等虽然进行了重点介绍和评析，但是对其民族身份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特殊的文化视角和写作心态则鲜有关涉，即便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有所关照的文学史文本在处理方式上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很多文学史编撰者以预设性的视角观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粘滞的牵连导致了文学研究领域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自然会对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产生影响：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成为文学史突出强调的理念，文学史成为社会史和政治史的文本印证；另一方面多民族的国家性质使得文学史开始有意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其中，强调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史观思维。而显然后者从属于前者，表现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中，即史撰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涉及是以国家政治之意识形态为预设性的视角的：有的史撰者对革命和政治的关注使其在选择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以及进行论述之时注重斗争性。如十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在第二章“十七年小说（上） ”的“概述”中提到少数民族小说时强调的是“少数民族斗争生活在小说领域中也开始得到了反映”[6],其中主要涉及作家玛拉沁夫、李乔、朋斯克以及陆地所书写的民族解放的斗争生活，虽然史撰者说： “许多少数民族出现了自己第一代的小说家，他们第一次拿起笔来反映自己民族的生活，这在我国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7]

事实上，“他们所写的并非是’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全国各民族共同经历和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整个新中国的缔造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高度一体化的过程。”[8]

也就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凭借的并不是其对中国文学多样性和文化意义上的贡献，而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多民族解放的共同的历史进程，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预见的共有的美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撰者在面对少数民族文学时，社会主义多民族属性的政治观或社会观形成的先在统摄使其首先进行的是政治属性的界定和阐释，而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和文化的要素则被悬置。多民族的政治现实遮蔽和妨碍了多民族的文化文学事实的表现。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基本文学史文本之中。在郑万鹏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一章“建国文学”中提到： “’建国文学‘所表现的统一的思想，自然包括多民族的大家庭思想。”[9]

其中对乌兰巴干作品的评论重在其中体现的蒙汉并肩战斗的兄弟情谊；对玛拉沁夫的定位基于其作品中反映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人们的英勇精神以及其对草原和祖国的热爱之情；选择李乔的作品《欢笑的金沙江》是因为它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彝民回到祖国的复杂过程。就是说，编者对少数民族作品的关注在于其中体现的与新中国文化建设相一致的对国家统一的歌唱和对未来的憧憬；而陈其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对少数民族诗歌（选择的诗人是韦其麟、包玉堂和纳·赛音朝克图）的关注基于其中体现的对党、社会主义制度和新生活的热爱和赞美；另外，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 年版）在导言中指出应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立场上以爱国主义为准则来评价各民族的历史以及前人的得失[10],显然即便是旨在建构多民族文学史的文学史中，国家意识形态的预设基调也导致了真正的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失。

甚至有的文学史文本明显是形式上的拼接大于内涵上的揭示。显然众多文学史文本虽然涉及到了少数民族文学，“但这只是一种点缀或是汉民族文学正宗地位的一种陪衬或是将其纳入文学现代化价值系统予以定位而得不到公正待遇”[11].就是说，在此类文学史的叙述中，少数民族文学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被关注的，而其中所包含的.特有的文化气质和审美特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挖掘，同时其与汉族中心文学深在的关联也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对其的书写只是对少数民族作品的列举和组装。所以“在整个文学史整体建构中，少数民族文学知识作为一种文学样态被’嵌‘入了汉族文学史，处于与整个文学史叙述的游离状态，并未真正融入整体文学史之中。这种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汉族）的分置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中被普遍接受和运用的方法。”[12]

如黄修己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和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 年版）虽然都设专章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论述，但是该部分都是自成体系的，如黄修己书中第十四章“20 世纪少数民族文学”中分别对“少数民族文学概述”、“20 世纪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辛亥革命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共和国文学的重要部分”作了论述，将 20 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概况和历史轨迹以及各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了集中的呈现。观点不算不正确、材料不算不齐备，但是绿色通道似的呈现方式，显然不算科学。即便是在结构上力图将少数民族努力整合入中国文学中的文学史文本也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在叙述结构上就缺乏相应的整合性，如对汉族文学的历时性叙述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共时性展示只能分别进行，同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限于概述性的体例在完整性和深度上也有所缺憾；而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和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 年版）尽管是中国汉语文学史家和少数民族文学史家大规模联合编着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中华文学”中的多民族性，但是两书对资料的求全性质使其更像是作家作品的辞典似展示，其主要的特点是工具书般相对笼统的介绍，在整体结构上甚至还存在明显的拼接痕迹。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出身似乎仅仅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其作品之中的边缘性文化特质并未得到真正的凸显，少数民族作家以其独特视角反映本民族独特生活的文学作品进入中国文学史后出现了深度理解上的被遮蔽现象。

三、反思与启示

在这样的文学史文本中，少数民族文学虽然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篇幅之中，但是基本上是并未纳入统一的体系之中，而只是某种机械性的列举和组装，因而未能体现出“多民族”性的真正含义。於可训曾经说： “少数民族文学既是整体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局部的地域的文学，又有别于一般的地域文学的概念，而是一种有着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和特殊的表现形态的地域文学。将这样两个特殊的地域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改变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将要容纳一种异质的文学因素，从而也必将带来整体的文学结构的调整和变化。”[13]

就是说，真正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并不止于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表面性的展览，还应深入到对意义的探寻和解释。

有建树的文学史家应该找到一种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对称、平衡和融合的机制，实现两者在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两方面的共构。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缺失和隔膜，“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并达成共识。但是，真正具体到践行的层面上，还面临着众多的考验和困难，显然，多形式、多角度、规模不一、族群成分不定的有水平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需要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共同努力。

虽然现有的史着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可贵的是文学史着者也一直在努力探索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方式，如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一书即是较有影响力的着作实践。该书上卷八章分别对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政、经济和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学的写作资源、民族作家的创作心态以及民族文学的价值定位做了充分的论述和阐释，几乎涉及到了民族文学内外部所有的问题，具有明显的通论性质。下卷虽然总体是作家作品论，但是其中也具有很强的史论色彩，表现之一是每一文类的首章是关于该体裁发展总体特征、历史轨迹以及发展现状的论述；表现之二是对每个作家的论述都以其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为中心，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作品、陈述内容。张炯为之做的序言中说： “他的批评价值取向兼顾审美的历史的标准，又参以文化的民族的视角和社会公众接受影响的大小，因此他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和评价，不但富于独到的见解，而且切中肯綮，饶有分寸，比较公允恰当。”[14]

该书在体例结构方法以及人文叙论处理上充分体现了“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特点。这可以为含纳少数民族文学的史着提供一些参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1]陈美霞﹒意识形态·文学史·现代性---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与现代性突围[J]﹒福建论坛，2008,（ 11） : 79.

[2]徐新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07,（ 2） : 12.

[3]特·赛音巴雅尔。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总序[M].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 1.

[4]王晖。当代中华文学：语境、内涵和意义---以若干当代文学史教材为例[J]. 文艺争鸣，2007,（ 10） : 30.

[5]徐新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J]. 民族文学研究，2007,（ 2） : 16.

[6][7]十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48.

[8]李晓峰。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J]. 民族文学研究，2007,（ 3） : 14.

[9]郑万鹏。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视野中[J].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24.

[10]参见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民族通史[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28.

[11]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25.

[12]李晓峰。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J]. 民族文学研究，2007,（ 3） : 15.

[13]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1.

[14]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序二[M]. 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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