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柳宗元《江雪》的奥秘探索 |
| 范文 | 柳宗元《江雪》的奥秘探索 柳宗元《江雪》的奥秘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是诗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没有人想去否认这一点。但“诗是诗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指的是“一首诗是诗人形象地表现自己人格某一方面的结果”吗？这一点的确是学者们写作鉴赏文章时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因为这样，像《江雪》这样的天才作品，它的奥秘不可能被揭示出来。 吴小如先生为《唐诗鉴赏辞典》撰写的词条中，如此解说《江雪》：“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7-938页） 针对这一类的说法，不妨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这首诗的作者一无所知，我们就不能欣赏这首诗了吗？换言之，我们不能就这首诗本身去欣赏它吗？ 一切历史知识，以及诗人的人格（感情）概念，都只会干扰我们对于艺术品的深入理解。只要立足于科学的诗学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就艺术品本身便能提出有意义的、豁人心胸的问题。围绕这《江雪》，我们可以问：“鸟”和“人”，同渔翁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雪”对于此关系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诗中的渔翁在干什么呢？回答：此渔翁披蓑戴笠，在“孤舟”中独钓于寒江之上。换言之，此渔翁正享受着对一江之鱼的“独钓权”。认识到这一点，是理解作品各细节艺术功能的关键。 享受此独钓权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此渔翁必须忍受“寒”。 享受此独钓权更需要某种机缘，此渔翁需要一场大雪：正是由于一场大雪，就有了“千山鸟飞绝”——有的鸟以捕鱼为生，现在，鸟儿不能再与渔翁竞争；正是由于一场大雪，就有了“万径人踪灭”——渔翁年老体衰，不是青壮年的对手，如今，对手们只好待在家中了。 渔翁乃是“独享者”的象征，“独享”的来之不易，也就是“独享”的价值，在诗中得到了两个方面的隐秘论证，“喜爱独享”这一人性是这首诗的灵魂，也是这首诗的真正作者——这是《江雪》诗的奥秘。 吴小如先生又说：“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它的背景，而且使这背景尽量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同上，第937页。）这是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理解成了“背景”。其实，天才作品中没有任何可有可无的“背景”，天才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充分的存在理由，而且具有无限的巧妙意味。 作者：彭运生 哲学博士 教授 从事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原理性研究 柳宗元《五言古诗四首》赏析 柳宗元，宇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累迁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初，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与王伾执政，他们勇于革新政治，对地方则要削弱藩镇，提高中央权力；在宫中则杜绝宦官弄权。大约操之过激，触怒了豪门地主的保守势力，不到一年就失败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在这个集团中是颇受侧目的人物，与王叔文等被称为“二王刘柳”。 当年九月，任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的韩泰贬官为抚州刺史，任司封郎中的韩晔贬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贬官的诏令宣布后，朝中人士还以为处罚太轻，于是在十月中又再度贬斥。韩泰从抚州刺史再贬为虔州司马，柳宗元从台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从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韩晔从池州刺史再贬为饶州司马。另外又贬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贬为连州司马，岳州剌史程异贬为柳州司马，他们也被目为王叔文党与。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事件中的“八司马”。 八司马中间，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著名的诗人。但他们二人的诗，风格完全不同。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而他的诗却与韦应物并称。文学史上称“韩柳”，是指二人的古文而言，称“韦柳”是指诗派而言。郊岛与韦柳，这四家诗风同出于盛唐的王、孟，但他们是同源而异流。郊岛的古淡，出于刻意做诗，苦吟觅句，不是自然的襟怀流露；韦柳的古淡，却是出于冲旷的心灵，随缘得句，没有雕琢的痕迹。然而韦与柳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韦较丰腴，柳稍质朴，这或者是为不同的生活境地所决定。柳宗元的诗淡朴到几乎没有特征，在唐代无人称道，直到宋代苏东坡才将他和韦应物并举。苏东垃在《书黄子思诗集后》文中说：“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这两句评语，上句指韦应物的诗，虽较纤秾，却是简古；下句指柳宗元的诗，虽然淡泊，却有至味，不象郊岛的枯槁。苏东坡在《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中还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这又把柳宗元与陶渊明并列了。 柳宗元的诗今存四卷，似乎都是贬斥以后十馀年间的作品。苏东坡赞扬的所谓“寄至昧于淡泊”的诗，都是摹写山水景物的五言古诗。我们现在选录了三首：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黄叶覆溪桥，荒村惟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十年，寄情于游山玩水，写了许多游记文，有著名的《永州八记》，也写了不少山水诗，这三首是其中的一部分。愚溪本名冉溪，是流入潇水的一条溪流。柳宗元把它改名为愚溪，做了好些诗，编成一集，名曰《愚溪诗》。文集中有一篇《愚溪诗序》说明了这些诗的作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谓之冉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因家焉，更之为愚溪。又塞其隘为愚池。 把冉溪改名为愚溪，借此说明他之所以得罪降官，是由于愚。这是从一肚子牢骚中发出来的讽刺话。但是，他在愚溪附近散步吟诗，却一点也不暴露牢骚的情绪。第一首写雨后晓行，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宿云散在洲渚上空，表示雨停了。于是晓日照明了村坞。北池上的高树，被风所吹，使昨夜沾濡在树叶上的雨水受惊而洒落下来。这四句，把雨后晓行的情景生动地勾勒出来。最后说，我心里恰巧没事，因此，非常偶然地可以和这里的景物结个宾主交情。唐汝询解释这两句云：“对此景而心无挂碍，所遇皆良朋也。”（《唐诗解》）这样讲，似乎没有重视原句中一个“适”字。作者并不是对此风景以后，才心无挂碍。他是恰好今天心境安静，因而有资格与山水为宾主。上句一个“适”字，下句一个“偶”字，互相呼应。从这两个字，读者又可以体会到，作者心无挂碍的时候，既然是偶然的，那么，有心事的时候。倒是经常的了。 第二首诗以首二句点题，接着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结束。杪秋即季秋，农历九月。清早起身，在幽谷中赶路，霜露浓重，感到寒冷。溪桥上落满黄叶，荒村中惟见枝干纵横的古树。偶尔见到一些寒花，觉得它们稀疏得很寂寞的样子。溪涧里的流泉也因为秋冬水涸而若断若续。以上描写了幽谷荒村的深秋晓景，接下去两句却使人出于意外。作者忽然提出了“机心”，而下一句的意义又不甚明确。唐汝询解释过两句云：“言机心已忘，则当入兽不乱，曷为惊此麋鹿乎?”，吴昌祺把唐汝询的最后一句改为“何得复惊麋鹿乎”，又加一个眉批云：“子厚自言不惊，唐似说惊，故易之。”（《删订唐诗解》）这样，他们二人对此诗末句的体会就不同了。依照唐汝询的了解，这两句可以解释为：我久已忘了机心，对人对物，都没有伤害他的念头，却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又使麋鹿见我而惊骇。这样解释，则原句“何事惊麇鹿”的意义，肯定为已经惊了麋鹿。吴昌祺以为末一句应当了解作：怎么会使麋鹿见我而惊走呢!这就是他所谓“子厚自言不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何事”，二字，既可解作“为什么”，又可解作“怎么会”，所得的意义恰好相反。不过，我以为这首诗的问题，不在于结句意义含胡，而在于作者突然提出机心，与上文毫无关涉。从诗创作的艺术角度讲，这首诗的结尾是根勉强的。 第三首的章法结构，和上一首相同。第一、二句点明题目。下四句写景，最后二句抒情结尾。“觉”字应当读去声，是睡醒的意思。醒来听到露水滴落的声音，就起来开门出去，望望西园。望到月亮已从东山背后升起。这一句是偷了陶渊明的诗句：“素月出东岭。”（《杂诗》之一）泠泠是寒风的声音，月光所照，已可见竹根丛中泠泠风动了。远处的涧泉，此时听来，似乎比平时更响。偶然还听到山鸟在喧叫。“闻露坠”，“远逾响”，“时一喧”，这些辞语，都是刻画中夜的幽寂景色。这样，在半夜里眺望园林景色，靠在柱子上不知不觉就到了天明，在一个寂寞的境界中，心里也很寂寞，还将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两句结语，含蓄着他在政治上失败之后的心境。“将何言”包括着双重意义：自己无话可说，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以上三首诗的形式，也代表了中唐时期的五言古诗。第一首《雨后晓行》只有六句，用三个仄声韵。这种形式的诗称为三韵五言古诗（三韵五古），亦称为五言短古。刘禹锡有三首《初夏曲》，现在抄录其第二首，以资比较： 时节过繁华，阴阴千万家。 巢禽命子戏，园果坠枝斜。 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晓花。 这首诗也是六句三韵，不过用的是平声韵，第二联作对句，上下句平仄谐合，显然是八句的五言律诗缺少了一联。这首诗称为三韵五言律诗（三韵五律）。亦称为半律诗。五言六句诗在齐梁时代已有，到中唐时代忽然又流行起来，还增加了七言六句的新品种。 第二首《秋晓行南谷》，全诗八句，第二、第三联都是对偶句，已具备了律诗的条件。但它用的是仄声韵，因此称为仄韵五言律诗。第三首《中夜起望》也是全诗八句，用平声韵，但不讲究四声谐合，中间二联不作对句，面目虽然象五言律诗，可是它只能称为平韵五言古诗。 柳宗元还有一首诗，题作《渔翁》，也是著名的，并且引起过讨论的作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就是七言六句的古诗，也可以称为七言短古。此诗，写渔人夜宿岩下，晓炊竹柴，烟消日出，放舟中流的安闲生活。“天际下中流”句法与“黄河远上白云间”一样，写远望湘水上游的景色。岩上有无心的云正在浮过，好象互相追逐。“云无心以出岫”，是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句子，以“无心”来形容云，这云是渔翁的主观认识。天上浮云，虽然形似互相追逐，实则彼此都是无心的。唐汝询解释此句云：“泛舟中流，而与无心之云相逐，岂不萧然世外耶。”他以为“相逐”是渔翁与云相追逐，这样体会，恐怕没有人会赞同。这一句的意义，仿佛比喻渔翁的一切生活和行动，都象岩上的浮云一样，任其自然，毫不用心。 苏东坡极欣赏这首诗。他有一段议论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末两句，虽不必亦可也。”（《冷斋诗话》引）他以为此诗之妙在有奇趣。他所谓有奇趣，是指那些好象反常，却仍是合于道理的作品。东坡这个观点，我很怀疑。这首诗所表现的并没有反常的思想感情，东坡所谓奇趣者，不知从何见得。他又以为此诗结尾两句是多馀的，可以删掉。这一意见，我倒是同意的。大概柳宗元当时有意要写一首三韵的诗，可是他没有注意三韵诗的结构原则。三韵诗最忌是写成一首绝句加两句，而柳宗元恰好犯了这一错误。“烟消日出不见人”，这一联和“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很相象，已经是结尾的句子。下面再加上“回看天际下中流”二句，就显得是多馀的了。 柳宗元做了十年永州司马，潇湘之间的清幽的山水给他提供了不少恬淡的诗文资料。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三月，八司马同时获得升迁。不过此时已有三人故世，只有虔州司马韩泰升任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升任汀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升任封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升任连州刺史，而柳宗元则升任柳州刺史。 到了柳州之后，柳宗元的诗风显然有了转变。他写了较多的七言诗，思想情绪也活泼兴奋起来，永州时期的那种寄消沉于闲淡的风度退隐了。他积极从政，为柳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还写了许多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和刘禹锡一样，使唐诗中出现了一个新品种——风土诗。可惜的是，他在柳州的生活只有四年，在元和十四年就病故于柳州，不能象刘禹锡那样长寿，还有更多的诗篇传之后世。 朱弦一拂遗音在------读柳宗元的诗（一） 提到韩愈，就不能不讲柳宗元，因为这两个人共同倡导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永贞革新时，韩愈不在朝中，正被贬连州阳山，没有反对革新的行动，不是保守派，只是在《永贞行》等诗文中把领导这场革新的王叔文、王伾等斥为小人，对革新派纷纷迅速升官，踢开元臣故老一意孤行，表示强烈不满。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私交很好，韩愈诗中有“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最能说明韩柳的不同政见丝毫没影响他们朋友关系的，是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对柳宗元的业绩、人品、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中记述并议论柳宗元欲以柳州调换刘禹锡的贬所播州一段非常感人，以后我们会讲到，另外记载了柳宗元在柳州的一项政绩，正说明他们勤政亲民思想完全一致： 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这实际上，是柳宗元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局部地部分地实施着“永贞革新”。可惜，柳州刺使任上只做了四年，柳宗元就去世了，年仅47岁。 柳宗元的祖先，在北魏时就是朝廷大员，入唐后，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多达22人，但这个家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中，屡遭挫折，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他的曾祖、祖父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他的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安史之乱中，柳镇携着一家逃亡到吴地，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在贫困艰难中度过。到他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从少年时代就亲尝战乱之苦，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所了解，对社会底层现实有所认识，这对他以后在思想和文学两方面的建树，当然起着深远的作用。 贞元九年（793）春，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韩愈比他们早一年中进土，十年后，贞元十九年（803），这三个人同为监察御史（柳宗元官名监察御史里行），这一年柳宗元31岁，刘禹锡32岁，韩愈36岁。他们都是孔孟的忠实信徒，“民本”思想同样地根深蒂固。而“民本”与“皇权”及大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是冲突的，尽管从本质上讲“民本”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但在几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当中，坚持“民本”思想，要去“解民倒悬”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悲剧角色。韩愈因为《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两年后，刘柳二人因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也同时被贬，刘禹锡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柳宗元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人烟稀少，一片荒凉。和柳宗元同去的，有他67岁的老母，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是并没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一封信中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这是不是很象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作品，大家所熟知的是他的游记、传记和寓言散文，例如《小石潭记》、《捕蛇者说》和《黔之驴》等等。柳宗元存诗140余首，在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是较少的一个，但其传世之作的比率，大家中名列前茅。作为诗人，柳宗元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论诗：“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陶渊明并列。 我们选读三首，体会一下这种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 先看他的《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初到永州，柳宗元就写了这一首托物言志的诗，以笼鹰自喻，抒发了当年参加政治革新时的豪情，以及失败后遭到迫害摧残的悲愤，渴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其宏伟抱负。 前四联写鹰击长空，叱咤风云的雄姿。“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一剪”、“一攫”，所向披靡。“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回顾时激昂”，就象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突出了苍鹰的刚劲凶猛气宇轩昂。这里的“荆枣”、“狐兔”自然蕴含政治寓意，指环境的复杂和对手的狡猾。柳宗元少年得志，位居显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年少气锐，不识几徵，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客书》），“永贞”之际，柳宗元怀着济世救民的志向奋力革新的那种气概，正象这只矫健的苍鹰。可是形势陡变，苍鹰突遭厄运，以“炎风溽暑忽然至”，比喻政局突变，以“羽翼脱落自摧藏”比喻自身受到的迫害。“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小人当道，处境险恶。结尾两句“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充分展示了柳宗元的期望和自信。 金代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有论诗七绝30首，评柳诗的绝句是： 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谢客”指谢灵运。元好问借谢灵运的风容，准确指出了柳宗元诗歌感情深沉，弦外有音的特点。 我们再看他弦外有音的一首七绝，《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这首诗写于永州还是柳州，前人有不同意见，我们不论，只看它的意境。作者称曹侍御为“骚人”，这位“骚人”本可以乘着“木兰舟”泛游“碧玉流”，悠哉游哉，怡情悦性，如今却远远地停住，遥望怀念起被贬谪的友人来，“遥驻”而不能过访，只有以诗代柬，表达无限深情。而这位被贬谪的友人呢，想要采一朵苹花赠给“骚人”，可是连这点自由都没有。“春风无限潇湘意”，可能既有迁谪之意，也有怀友之意；既有曹侍御怀念柳宗元之意，也有柳宗元怀念曹侍御之意；但又迷离朦胧，也可能更是另外一种意思。这正是“神韵”派诗人所追求的意境。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说：“欲采苹花相赠，尚牵制不能自由，何以为情乎？言外有欲以忠心献之于君而未由意”，当代学者霍松林认为，它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言外之意“可以有不同看法。但结合作者被贬谪的原因、经过和被贬以后继续遭受诽谤、打击，动辄得咎的处境，它有言外之意，则是不成问题的。” 这言外之意是什么，任凭读者去想象。这更是清代王渔洋所谓“神韵”的最高境界。 柳宗元的`散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他的散文风格自然流畅，幽深明净。他一生创作丰富，议论文、传记、寓言、游记都有佳作。 议论文笔锋犀利、逻辑严密，以《封建论》最有代表性；寓言多用来讽刺时弊，想象丰富、寓意深刻、言语尖锐，《三戒》是他著名的讽刺小品；传记散文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略带夸张虚构，《捕蛇者说》、《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柳文中的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它们在柳宗元手里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宗元也因而被称为“游记之祖”。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著名代表作是“永州八记”。这“八记”并非单纯的景物描摹，而是往往在景物中托意遥远，抒写胸中种种不平，使得山水也带有了人的性格。 柳宗元散文语言简炼生动，他常运用虚实结合、夹叙夹议方法谋篇布局，使得文章意趣横生。此外，柳文多用短句，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这是他汲取骈文之长所致。 柳州三方 作为唐代文人，柳宗元笔下的南方同样充满疾病意象。他的诗描写岭南，说“瘴江南去入云烟”，或“桂岭瘴来云似墨”，都离不开“瘴”字。况且他亲友沦亡，好友司马凌准卒于桂阳，从父弟柳宗直死于柳州，因此对岭南的评价是“炎荒万里，毒瘴充塞”。 既然要在南方逗留，柳宗元就不能只是哀叹，须得花工夫来应付。例如岭南炎热到“山泽凝暑气”、“流汗不可挥”（《夏夜苦热登西楼》）的地步，怎么办？他的应对，一是“探汤汲阴井”。柳州人本来没有打井的习惯，取水要到江边，柳宗元来后在城北挖了几口井，大大方便了人们，他也可以夜半汲水来降温。另一办法是“树竹邀凉飔”（《茅檐下始栽竹》），即广植竹林，竹送清凉，使正在患着水肿病的他稍得安宁。 但是缺医少药怎么办呢？中医有不用药物的法子，那就是气功，唐代已然盛行，当时叫“服气”。柳宗元记载：“我闻畸人术，一气中夜存。能令深深息，呼吸还归根。”（《种仙灵毗》）不过这种养生术颇需要收心养性，他自认性情疏放学不来，养生还得依靠药物。没有药卖，就自己种药。在湖南永州时柳宗元种过仙灵脾、白术、白蘘荷等，来到柳州又“手种黄柑二百株”。黄柑除了可以吃，“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黄柑》）外，大家都知道皮可以晒成陈皮，有行气化湿之功。 不过，防不胜防，柳宗元还是得了三次大病。 一次是在《寄韦珩》一诗中记载的———“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那是元和十一年(816年)，柳宗元得了疔疮重病，幸而用了一首验方，挖屎克螂的心作药，吃了之后“鬼手脱命”，好了。 第二次记载是“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同在元和十一年，他得了干霍乱，症状是欲吐不出，欲下不能，几乎气绝。又幸而得到一首验方，拿盐汤与童便合服，又得救了。 第三次是素来患有的脚气病急性发作，从脚部开始水肿，往上一直肿到腹部，以至于三天不省人事。家人在朋友指导下，用杉木、橘叶、槟榔加童便治疗，又把他救活过来。 柳宗元这三次死里逃生，用的都不是正规方剂，但就地取材，取得奇效。所以，说古代岭南无医无药并不全对，只是许多民间经验缺乏整理。柳宗元特地将这三首验方记录下来，起名叫做“柳州救死三方”，寄给留心收集药方的朋友刘禹锡，让他写到书里。 是否真有那么神奇？那就只是诗人的说法了。 杜甫和他的《秋兴八首》 人们习惯上会将杜甫归入盛唐诗人，但其创作高潮却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尤其以在成都浣花草堂和夔州瀼西草堂时为两大高峰期。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多从人民性、思想性着眼，力推“三吏”“三别”为其代表作。然而从诗歌艺术本体来看，杜甫作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尽管众体皆擅，但能体现其最高成就的，还是他的七言律诗。滥觞于六朝时期的新的诗歌体裁七言律诗，经过初唐、盛唐诗人们的集体创作、实践，出现了不少佳作名篇，并渐趋成熟。但直到在杜甫手中，才完全定型。通过他的创作，为后来诗人提供了完美的学习范本，凡后世七律创作有所成就者，没有不学杜甫的。所以沈德潜说：老杜七律如王母娘娘蟠桃，得其一枚，大者仙，小者豪。 据统计，杜诗现存七律151首，而其中在夔州所作62首，占40%。脍炙人口的《登高》、《阁夜》、《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皆作于此。这些作品首先从内容上开拓了之前应制颂圣、即景抒情、寄远赠别、登临怀古的局限，万方多难的时代、漂泊天涯的身世、历史与现实的忧思给杜甫的作品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其次，七言律诗这种新诗体，由于比七言绝句多一倍的容量从而产生腾挪变化的极大空间，加上中间两联对仗这一特殊结构，其两大优点在杜甫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七律创作上树立了不可逾越的丰碑。 《秋兴八首》就是这种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首先杜甫采取了“八首联章”这样前无古人的组诗形式，每首独立成咏，但又相互勾连，脉络分明。身处夔州，心系长安，因秋起兴，触景伤怀，历史的幽思，现实的悲悯，安史肇乱，吐蕃回纥入寇，藩镇割据，官军内讧，生民涂炭，骨肉流离……杜甫多角度、多层次地融会贯通，交汇于这一组诗中，给人以包罗万象、神驰八荒的震撼感。这组诗在艺术上更是充分体现了七律沉雄博丽的特色，沉郁的内涵、雄健的格调、广博的场景……完美结合成典范中的典范。后世学作七律者，都将其奉为圭臬，甚至能否和作《秋兴八首》，也成了七律创作功力的一种标识。笔者20岁时偶然读到《秋兴八首》，对杜甫“不过是一个愁眉苦脸的糟老头”的印象全然改观，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油然而生。 我们要感谢夔州不仅用它丰厚的胸怀给晚年的杜甫提供了栖息的家园，留下了文化史上的一块圣地，更以它雄杰的山川与老杜心灵相契合，产生出《秋兴八首》这样的神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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