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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梁实秋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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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梁实秋英语

林语堂和梁实秋这两位作家的英语是如何的?是否都很好呢?写作风格如何?

当年，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是学贯中西的名角。

两人不同的是：一个幽默风趣，一个雅淡闲适。文字上看，林语堂有点浮躁，特别是他为鲁迅之死写的那篇纪念文章，实在有点和他的声誉不相称，排比过分，力过气虚，成为应酬之作，非大家所为。

他后来想在英文领域突出，这样一脚两江，功力不达，文字必然顾及不周。文化之学，非用心一也不可。本来用多语种写作非是不可，但必须具备同等功力。比如19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克力斯托弗欧肯.就能用除了自己的母语外的英语，希腊语，法语，拉丁语等，与不同语种的哲学家的原作进行等同份量的探讨论述，而且对一些词根词源的来历阐述产生惊人的效果，象这样囊括多语而又精深研学，才不至于使文笔流之浅薄轻率。林语堂本来可超越梁实秋，幽默上他已经独占鳌头，在中文里具备如此层次学者罕见，因为他想设及面广而失去突出的优势。晚年就逊于梁实秋很多了。

读林语堂文可以外行读内行取乐;反之，读梁实秋就得内行读内行取舍。这是根本的不同点。明显不如梁实秋的文学素养积垫丰厚，读之余思不多。另外，林语堂散文随笔量也不大(也可能我没有读够)，但这贰人的品格各方面都高过鲁迅若干，自不待言。

总的说来，林语堂文章轻快，浮华，流丽，哲理性(指整体)不够，故少有传世佳作。我想梁实秋会在很长时间以散文留芳，但林语堂现在已日渐凋萎，那是他的性格所以。

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与周作人有很多类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人选题都以身边的琐事为主，注重生活的细枝末节，别人不屑顾及的类似“苍蝇之微”都成为他们乐于表达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平实的事物中，林语堂还往往能生发出比尔想不到的新东西。在对细枝末节的描写中，二人还都特别注重性灵，即对这种种细枝末节独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说，西装是常而又常的题目，难有新意，擅长经国大品者肯定会不以为然，大加责罚。而林语堂却给西装赋予新的现代意识。他在《论西装》中说：“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西装“令人自由不得”，“间接影响呼吸之自由”。林语堂甚至说：“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这确是“知微见著”，能在常人不以为然的细枝末节处发现新意，并自由的表达出来，极见灵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灵的表现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灵性在表达时总是伴随着宁静与冷漠，给人不起波澜之感，知者谓之有，不知者谓之无。而林语堂小品文中的性灵却显得充盈、奔放、欢快、充满激情，其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水滚滚。他曾写道：“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可见，与周作人一样，写文章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为表达某一主题而特意冥思苦想来作文。而不同之处在于，林语堂当性灵来，就文思泉涌，有笔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闲适笔调中又负有气势跌宕、韵律铿锵、节奏性强的特点。除此之外，林语堂小品文中除了长句和闲谈文句，还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达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语堂这种在小品文中外显的性灵与情趣气质，是周作人所没有的。

林语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欢悦的，用着抒情的笔调写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表达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样是写人生，周作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在彻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虚、悲凉之感。而林语堂就不同，他在《诗样的人生》中，用诗化的笔调写人的成长，虽然对世界人生也有本质的悲剧体验，但他却不沉溺不悲观，而是热爱人生，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化，他都能够用和乐的心态将其审美化、诗化。

林语堂的这种不沉溺不悲观，相反却欢悦的风格又是通过他一生都在倡导的幽默来实现的。在幽默之中也蕴藏着宽容、大度，蕴藏着对人生的热爱。我们知道，幽默一词还是林语堂引进的呢，这也堪称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了。林语堂着重强调幽默与人生的关系，他曾反复讲：“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可见，他认为社会人生中充满着幽默，而且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主张“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

然而现代作家中却有很多人误解或是错用了幽默，而林语堂对幽默是有明确的解释的：“新文学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他认为，“幽默”的精髓在于宽容与诚恳，也就是如他所言的“谑而不虐”。这是说“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所谑之对象。别人有弱点，可以戏谑，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但在这“戏谑”与“解嘲”的背后，却是一种博大的胸襟，一种对世间万物的.终极关怀与仁爱。理解了这些，才是真正懂得幽默的意义。如果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或哗众取宠，已是违背了幽默的真义了。

林语堂一生的创作，都是在努力实践自己对于幽默的解释的。比如，在《论西装》中，林语堂反对盲目模仿乱穿西装，但由于成功地运用了幽默，所以作品很是富有喜剧意味。作品写道：“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幽默给作品笼上轻松自如，欢乐痛快的情调。他并没有对爱穿西装的青年给与讽刺，相反，却以一个长者的态度，将青年们看成是自己的晚辈，以平和的心态解释为什么青年们爱模仿着穿西装，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些青年们似乎是一些善于模仿、喜爱新奇事物的孩子，而毫不令人生厌。而现代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作家，已将幽默作为了战斗的武器，用来对反动势力进行辛辣的讽刺，这里面也包括周作人的部分文章。当然，我们不能说将幽默用作武器就不行，就违背了幽默的本真，这只是作家个人的喜好与风格而已，不存在着优劣之分。将幽默作为“谑而不虐”的手段，只是林语堂一己的偏爱与见解。事实上，林语堂将“humor”译为“幽默”，已经突出其“幽隐”的一面，倾向于某种达观的人生姿态，并努力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和艺术。所以，与周作人的苦、冷、涩不同，林语堂更强调雅、健、达、醇、美，从而增强了小品文的通脱和开朗。

雅舍艺术——梁实秋

20世纪30年代后期，周作人和林语堂都逐渐由“叛徒”走向了“隐士”，由原先的批评社会，批评文明逐渐归于冷寂，从谈时事到少谈时事直至不谈时事而热衷“闲适”，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写草木虫鱼、风花雪月和趣闻轶事，“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后来，由于论语派分化，林语堂被迫辞去《论语》主编，之后全家寓居美国。同时鲁迅又对小品文进行严厉批判，于是，以“言志”、“闲适”为特色的小品热潮就日趋冷落了。

而梁实秋不同，他认为文学家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卫的是文学的纯洁性和永恒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虽然与周作人、林语堂一样，不谈政治，回避了社会的重大矛盾，但是没有小知识分子的迷惘情绪。而是在对日常人生、社会世相的描绘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谛。

四十年代初，梁实秋在历经坎坷，蛰居“雅舍”时，潜心小品散文的创作，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现象，这也许是周作人、林语堂“言志”、“闲适”、“幽默”小品文日趋衰落时的一次颇为斑斓的回光返照。梁实秋以后的散文创作，也一直保留着“言志派”散文的流韵遗风。

梁实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经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风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却“蓖墙不固，门窗不严”，“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一位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置身于这种陋室，正是帝国主义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一幅缩影，但梁实秋并没有像大多数的作家那样，奋起高呼救亡图存，对侵略者给以抨击斥责。却独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表现角度——从苦难中寻觅诗意。比如像“雅舍”地点荒凉，却足见朋友之情谊，“雅舍”聚鼠成群，聚蚊成雷，作者却安然处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际，由屋顶崩裂联想到奇葩初绽。尽管有人可能会说梁实秋不关心民族危亡，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怡然自得。但我从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狭隘而关乎整个人类的东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应采取的处世态度。也就是一种“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处世哲学和超功利的审美心态。此后的不少散文，都是这种“雅舍”精神的延续。

与周作人和林语堂一样，梁实秋也善于在生活中提取自己感兴趣的小题目，内容包罗世态万象：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猪、狗、鸟;衣裳、汽车、手杖、书、酱菜;送行、散步、听戏、洗澡、排队、放风筝……然后，再从人性和文化层面切入来描写。

同时，梁实秋在具体的写人状物时都对对象描写得特别细致，他写女人时就写了女人的所有共性：女人的说谎，女人的善变，女人的善哭，女人的善谈，女人的胆小，女人的聪明写衣裳就通写唐装、洋装、男装、女装、长袍、马褂;讲骂人就罗列十大艺术;论讲价就归纳四大秘诀。总之，梁实秋的散文能综观人物、事件的各种特性，极尽细致的进行描述，使人犹若站在造物主的高度，俯瞰众生，洞察世相百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

梁实秋的散文虽然涉及面很广，但他在篇幅上力求浓缩，绝不容忍多余的文字，他曾说：“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而这恰恰与周作人和林语堂的写作标准相吻合，周作人曾在《本色》中说过：“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林语堂也同样谈到过这个问题：“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与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者这么少，原因在此。”可见，三位作家都深黯“割爱”的艺术原则，力求为文“简单”。他们的散文作品虽然看似都属“闲谈”，漫不经心，东拉西扯，但文中却无一句是闲话，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细心推敲的，只不过这表现得十分自然，于不经意间见真功罢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被成为幽默大师，梁实秋也追慕林语堂的幽默，但梁实秋的幽默，不同于林语堂的智者的关怀的幽默，也不同于周作人“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的幽默。梁实秋的幽默，是通过将信手拈来的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贯穿于文章的始终来展现。而这些例子又都极富典型性，都机智闪烁，谐趣迭生。因此，在梁实秋的散文中，往往通篇都闪烁着智者的幽默，这更像是一种“闲谈”式的幽默。

比如在说男人脏时，他写道：“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袜子手绢不知随时洗涤，常常日积月累，到处塞藏，等到无可使用时，再从那一堆污垢存货当中拣选比较干净的去应急。有些男人的手绢，拿出来硬像是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男人的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这段简短的文字就连举了男人的“西裤”、“袜子”、“手绢”、“脚”四样来些男人的“脏”，而且，在写到袜子和手绢时，还又细分了几种类型，可见举例之丰富。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生活，却又十分典型，关键在于，梁实秋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这些典型，并用风趣的语言把它们表现出来。这种近乎是“堆砌”的材料的距离方式，目的就是让读者从中看到众生相，也看到自己和处在自己周围的人们的一种生活常态和心理感受，从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在达到幽默效果的同时，还能使读者进行反思，纠正自己习以为常的错误。此外，可以看出，梁实秋在列举这种日常生活的例子当中，还适当的增添了一点夸张，这就更加强了文章的幽默性，从上面的例子中就可看出。别处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女人体力不济，身子骨弱：“两只脚放在被里一夜也暖不过来，双手捧热水袋，从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还不忍释手。”说下棋慢性的人：“见对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拱手认输。”说医院旅馆化：“最像旅馆的一点，便是人声嘈杂，四号病人快要咽气，这并不妨碍五号病房客人的高谈阔论，六号病人刚吞下安*药，这也不能阻止七号病房里扯着嗓子喊黄嫂。”虽然这些距离也极富夸张，但我们不认为它们荒诞，相反，这是为了艺术效果的需要。梁实秋正是使用这种富有夸张又合情合理的具有生活化的代表性的例子来展示幽默。这种幽默在文章中的分量以及表现手法都是周作人与林语堂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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