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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无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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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无衣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诗经无衣，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诗经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注释

袍：长衣。行军者日以当衣，夜以当被。就是今之披风，或名斗篷。“同袍”是友爱之辞。

王：指周王，秦国出兵以周天子之命为号召。

于：语助词，犹“曰”或“聿”。

兴师：出兵。秦国常和西戎交兵。秦穆公伐戎，开地千里。当时戎族是周的敌人，和戎人打仗也就是为周王征伐，秦国伐戎必然打起“王命”的旗号。

同仇：一起共同对敌。

戈、矛：都是长柄的兵器，戈平头而旁有枝，矛头尖锐。

仇：《吴越春秋》引作“讐”。“讐”与“仇”同义。与子同仇：等于说你的讐敌就是我的讐敌。

泽：同“襗”内衣，指今之汗衫

戟：兵器名。古戟形似戈，具横直两锋。

作：起。

裳：下衣，此指战裙。

甲兵：铠甲与兵器。

翻译

怎能说没有衣裳?我愿和你披同样的战袍。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且修好我们的戈与矛。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

怎能说没有衣裳?我愿和你穿同样的汗衣。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且修好我们的矛与戟。我愿与你一同战斗！

怎能说没有衣裳?我愿和你穿同样的下裳。天子让我们出兵打仗，且修好我们的盔甲兵器。我愿与你一同前进！

鉴赏

1.诗的背景：西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襄公护周平王东迁，并受王命攻打犬戎。王先谦先生解释本诗时说：“西戎杀幽王，于是周室诸侯以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敌王所忾，故曰同仇也。”

《秦风·无衣》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它是产生于秦地(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人民抗击西戎入侵者的军中战歌。在这种反侵略的战争中，秦国人民表现出英勇无畏的尚武精神，也创造了这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慷慨战歌。

2.具体把握：

全诗共三章，章与章句式对应;诗句大同而小异，在重章复唱中诗意递进。一边歌唱，一边行军，一往无前。

第一章，统一思想。当时军情紧急，一时难以备全征衣。“无衣”，这是实写。也可以理解为夸张的写法，为国征战，不计衣物不全的困难，“与子同袍”，与战友共用一件战袍。“王于兴师”，大家就急忙修理好“戈矛”。为什么大家能够克服困难、团结备战呢?“与子同仇！”大家认识到，仇敌是共同的，必须一起抗击共同的敌人。

第二章，统一行动。“与子同泽”“修我矛戟”。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与子偕作”，投身到征战中。

第三章，一起上战场。“与子偕行”，激昂高歌，团结对敌，奔赴战场。

这首战歌，每章第一、二句，分别写“同袍”“同泽”“同裳”，表现战士们克服困难、团结互助的情景。每章第三、四句，先后写“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表现战士齐心备战的情景。每章最后一句，写“同仇”“偕作”“偕行”，表现战士们的爱国感情和大无畏精神。这是一首赋体诗，用“赋”的表现手法，在铺陈复唱中直接表现战士们共同对敌、奔赴战场的高昂情绪，一层更进一层地揭示战士们崇高的内心世界。

这首诗一共三段，以复沓的形式，表现了秦军战士出征前的高昂士气：他们互相召唤、互相鼓励，舍生忘死、同仇敌忾。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从军曲！

这首诗是军中的歌谣，反映了秦国兵士团结友爱、共御强敌的精神。全诗分为三章，采用兵士相语的口吻。在激战前夕，兵士们聚在一起紧张地修整武器。这时，有人顾虑自己没有衣裳。他的战友就充满友情地劝慰他：“谁说没有衣裳，我和你同披一件战袍！”又用大义来激励同伴：“国家出兵打仗，我们且把武器修理好，我和你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从诗中不仅可以看到兵士之间的友爱，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心甘情愿地承担起重大牺牲的爱国精神。诗歌音节短促，声调激昂，生动地表现了秦国兵士们同仇敌忾、慷慨从军的情景。

3. 主体与主旨：《无衣》表现了奴隶社会时期人民保家卫国、团结对敌、英勇献身的思想感情，真实感人，慷慨雄壮，确是一首充满民族精神而又富有艺术魅力的古代军歌。

4.注意：诵读这首诗，要注意全诗慷慨雄壮的基调。

赏析一：

这首诗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读之不禁受到强烈的感染。可是《毛诗序》却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陈奂《诗毛氏传疏》也认为：“此亦刺康公诗也。”《诗经》固然讲究美刺，但这

里明明是美，却被说成刺。按其内容，当是一首爱国主义的战歌。据今人考证，周幽王十一年(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1年)，周王室内讧，导致戎族入侵，攻进镐京，周王朝土地大部沦陷，秦国靠近王畿，与周王室休戚相关，遂奋起反抗。此诗似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无怪乎吴闿生《诗义会通》评为“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陈继揆《读诗臆补》说：“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赏析二：

对于此诗的主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毛诗正义》认为《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另一种则以《诗经原始》、《诗集传》为代表，认为《无衣》，秦人乐为王复仇也。而我则赞同后者，通读本篇，丝毫没有刺用兵之意。

诗中“王于兴师”可知，此王必是周王。春秋之前惟周天子为王。楚虽僭称王，然北方周地只称楚子(周封楚子爵)不称楚王。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受王命攻打犬戎。王封襄公为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歧丰之地。”秦始为诸侯，封于歧丰故周之地。则此王为周平王。周王兴师讨伐犬戎，故曰“同仇”。周人长期受犬戎侵扰。幽王时，犬戎攻克镐京，屠掠周地。故周人苦犬戎久矣。而秦人居于西戎，必然与犬戎有间隙。兴师讨伐犬戎，何来不满?必是同仇敌忾，互相召唤、互相鼓励，舍生忘死。《诗经原始》有云：“夫秦地为周地，则秦人固周人，周之民苦戎久矣，逮秦始以御戎有功，其父老子弟欲修敌忾，同仇怨于戎，以报周天下者，岂待言而后见哉?”且秦与犬戎有仇。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人君主死于犬戎之手，故上下一气，为其君仇，所以能同仇敌忾。所以《诗经·无衣》唱道：“与子同袍，与子同仇;与子同泽，与子偕作;与子同裳，与子偕行。”何来秦人讽刺其君好战与?

再者说，秦人与戎狄杂居久矣，故其民风彪悍，好战、喜战。《诗集传》有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秦地本身水土厚重，其民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汉书·地理志》有云：“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力气，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由此可知，秦人尚武之风浓烈。魏源《古诗微》云：“《无衣》，美用兵勤王也。秦地迫近西戎，修习战备，高尚力气，故《秦风》有《车邻》、《小戎》之篇及‘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之事。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至其死。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之先世与戎仇，屡有勤王敌忾之事，至后世民俗犹存。”又因为秦人长期与犬戎有间隙，纷争不断。由秦仲到庄公再到襄公。三代与犬戎有战争。再结合此诗背景，乃秦响应周王西征犬戎，国仇家恨在一起，其人民又怎么会因征讨犬戎而讽刺君主好用兵呢?

再从诗本身来说。全诗共三章，用“赋”的表现手法，在铺陈复唱中直接表现出战士们共同对敌、奔赴战场的高昂情绪。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首章“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言明我秦人与戎狄既有国仇，也有家恨，故曰“同仇”次章“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都是以“岂曰无衣”开言，正如前面所述，并非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递进至“与子偕作”。既然已经是同仇，之后必然要复仇，如何复仇?定是“与子偕作”。最后尾章“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多说无益，此仇不共戴天，唯有与子共赴沙场，一雪前耻。越往后读，气血越沸腾。读完最后一句，气血沸腾，豪气冲天，不上战场厮杀一番不痛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泽、同裳。此并非真的共用一件袍、一件泽、一件裳。而是通过写共用衣服，表达出同生共死，同仇敌忾，相互扶持之意。为什么诗中的秦人可以与子同袍呢?正如第一句所说“与子同仇”正是有共同的敌人才能同生共死。既然都可以同生共死了，那么必然可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了。袍、泽、裳并无特定意义，但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重沓复唱中表达出秦人不畏死亡，大无畏的精神。这首诗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读之不禁受到强烈的感染。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可推断出，此诗有可能是秦人的军歌，表现了秦人并肩作战的无为气概，充满激昂的精神。唱着如此同仇敌忾之战歌奔赴战场，百战百胜也不足为奇了。谢氏枋得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天下无复知有复仇志，独《无衣》一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此诗富有浓浓的复仇之意，即为复仇，秦民又怎会讽刺其君主好战用兵呢?有云：“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能及。”

与《邶风·击鼓》篇相比较《秦风·无衣》篇就更无刺用兵之意了。《邶风·击鼓》写了一名士兵被迫南行，与妻别离，却无归期。诸如“我独南行”的“独”，与无衣篇中反复出现的“同”字有着强烈的对比。“独”写出了，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擅动刀戈，与民意相悖。而“同”不单单则写出兵与兵之间的同生共死，还写出了上下一心之意。《击鼓》中所写的士兵，与其妻立下契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后自己却被迫远赴战场，背离自己的誓言。此非我愿，却无可奈何。每读至此，哀伤之情油然而生。夫妻分离，也许再无相见之日。反观《无衣》也是奔赴战场，却没有儿女情长，而有同袍之情。此因《击鼓》乃讽刺其君用兵，导致家破人亡。《无衣》乃上下一心，同生共死。《击鼓》中的“不我以归”“不我活兮”道出了浓浓的厌战反战心理。而《无衣》中的“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则反映出了好战，喜战的心理。与之相比较，《无衣》是赞扬了团结对敌，保家卫国之意。并无刺其君用兵之意。

从诗本身的背景，民族风俗，诗歌艺术角度都没有讽刺其君好用兵之意。与诗经其他反战、风刺用兵的诗篇相比较也无讽刺其君好用兵之意。所以《秦风·无衣》篇是表达了当时秦人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团结对敌之意。依据其诗的风格和激昂的气势，也极有可能是秦人奔赴战场时所唱的军歌。

创作背景

《秦风·无衣》是秦地的军中战歌。由于作品的创作年代久远，文字叙述简略，故而后代对于它的时代背景、写作旨意产生种种推测。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认为《秦风·无衣》是讽刺秦君穷兵黩武、崇尚军力的作品，如《毛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第二，认为《秦风·无衣》乃是秦哀公应楚臣申包胥之请，出兵救楚抗吴而作，是哀公征召秦民从军，士卒相约之歌；第三，认为《秦风·无衣》是秦人攻逐犬戎时，兵士间团结友爱、同仇敌忾、偕作并行、准备抵御外侮的歌声。

据今人考证，秦襄公七年（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周王室内讧，导致戎族入侵，攻进镐京，周王朝土地大部沦陷，秦国靠近王畿，与周王室休戚相关，遂奋起反抗。此诗似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名家点评

宋代朱熹《诗集传》：“赋也。秦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之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也。其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苏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犹思周之盛时，而称先王焉。或曰：兴也。取‘与子同’三字为义。后章放此。”

清末吴闿生《诗义会通》：“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

清末陈继揆《读诗臆补》：“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

后世影响

《秦风·无衣》主旋律激昂奋发，诗中的战士们参战有明显的目的，在行动上高度自觉，对战争前途充满坚定乐观的信念。这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屈原的《楚辞·九歌·国殇》、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王褒的《关山篇》、吴均的《战城南》，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战士们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唐代王昌龄和岑参的边塞诗也具有这样的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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