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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合同法中的代理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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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合同法中的代理制度论文

篇一：试论新合同法中的代理制度

新的合同法中，首次写入了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这既是对我国合同制度的一种创新，又是对我国民商事代理制度的有益补充与完善。本文拟从对代理制度的不同设计的比较分析入手，提出对我国代理制度设计的一管之见。

一、我国原有代理制度简介

我国原有的代理法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大陆法的传统。大陆法在代理制度中对于代理人、本人与第三人的关系上十分强调“名义”标准，并特别强调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时须以本人的名义，这就是所谓的直接代理。而对于既不披露本人姓名、名称，又不表明自己的代理身份，仅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的活动就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代理，这种情况被称为间接代理，在实践中被称为行纪。由此来对照我国的立法，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只规定了直接代理。《外贸代理暂行规定》中调整的代理，除了直接代理外，还有基本类似于大陆法上的间接代理（行纪）。但这一部门规章难以有效弥补我国的代理法律体系的不足，且适用范围较窄，具有较强的部门保护主义色彩。

二、合同法对代理制度的改进与缺憾

合同法进一步完善了代理制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委托合同一章中明确规定了委托人、受托人的权利义务，并以第四百零二条、四百零三条及第二十二章构建了基本完善的间接代理法律体系。因此，以委托合同对代理关系中的内部关系加以调整，以民法通则中代理一节对代理的外部关系进行规定，并以合同法第二十二章的行纪合同对间接代理制度进行了明确，从而健全了我国的代理制度。

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可以说是对我国代理制度的一个较大的改进。该条之规定突破了大陆法僵化的间接代理制度，以全新的姿态借鉴了英美不公开本人身份代理制度。英美的代理制度认为，代理人与本人的行为并无差异，究竟是以谁的名义订立合同不能成为划分代理的标准。相反，普通法从适应商业现实需求的立场出发，以由谁承担合同责任为标准来对代理进行划分，分为：1.由本人承担责任的代理；2.由代理人承担责任的代理，即指代理人不公开本人的身份，也不表明其代理人身份，而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交易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情形与大陆法上的直接代理基本吻合，而第二种情形与间接代理类似。但在本人与第三人的关系上，二者有很大的分歧。大陆法认为，在间接代理中，既然代理人是合同的当事人，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其先为承受，而后再根据委托合同中的约定将权利、义务转移给本人承受。若本人想向第三人直接提出请求，则须由代理人进行合同变更与转让，使本人成为合同的当事人后，本人方可向第三人直接提出有关请求。英美普通法系在这一问题上仍基于商业便利，肯定了在排除一些不公平的情形下，本人可以直接介入代理人代其签订的合同，直接向第三人行使请求权，如有必要可向第三人起诉。而作为介入权的必然结果，第三人如发现了本人的存在则享有选择权，即可以在代理人与本人中挑选承担合同责任的人，而一旦选定即不可更改。可见，普通法系的规定比大陆法系更有灵活性。

英美法的这一作法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已抛弃了大陆法系的“名义”标准，而更多地采用了英美法的观点。且在第13条第2款规定，当代理人

因第三人不履行或其它理由未履行其对本人义务的，本人可以对第三人要求代理人代表本人取得的权利；当代理人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的义务时，第三人发现了不公开的本人后，可以直接向本人行使其从代理人那里取得的权利。（这一款的规定是针对第13条第1款规定的不公开本人的代理）

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受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很明显，新合同法中对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大陆法系的限制，类似于英美法的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但在第四百零三条赋予当事人以介入权、选择权时作出了比普通法更为严格的限制，即须有本人或第三人违约时，方可行使权利。因此，第四百零三条的两款规定虽然从形式上类似“不公开本人身份代理”制度，但其在实施上只是一种违约救济制度，是以间接代理而独立成为一种新型的代理种类。这一规定与《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的规定极为近似，都是作为一种救济制度而存在，但又比“公约”规定得严，因为公约规定的介入权与选择权的行使条件除第三人、本人单方违约外，还包括代理人违约、代理人破产发生履行不能及出现不可抗力、情事变更的情形，基本上将各种履行障碍均予以了概括。笔者认为，对选择权和介入权的限制条件可作如下概括：

1.当代理人不认真履行代理职责以至严重危及本人预期利益，经本人指正仍不改正者；或代理人因第三人原因无法向本人履约或基于其它原因而无法履约的，本人可以向第三人行使代理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如果该权利的行使违反了合同中的默认或明示条件时除外。

2.当代理人未履行或无法履行其对第三人的义务时，第三人发现本人后，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代理人或本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一经选定即不得变更。

另外，合同法第二十二章专门规定了行纪合同。重点对行纪人不同于一般代理人的权利、义务做了规定：1.行纪人支出的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由其负担；2.行纪人可以充当第三人，即进行自己代理，但必须买入时有市场定价且未违反委托人的意思表示；3.明确规定行纪人作为当事人直接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发生违约的情形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由行纪人承担责任（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据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可以绕过代理人直接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在行纪合同中立法排除了本人的介入权，这是立法者对商事代理特殊性的认同。商事代理中的代理人（如行纪人）都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有丰富的市场交易经验，且通常以法人而非自然人来充当代理人，有雄厚的财力与良好的信誉，并且以抽取一定比例拥金为代理的最终目的。因此，商事代理的代理人比一般的民事代理人具有绝对的优势，相应地，其担负的责任也必然多于民事代理人，因此，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也应看到，第四百一十四条在对行纪合

同界定时，将行纪人所代理的行为定义为“贸易活动”不准确。通过上文分析，这里的贸易活动即指商事活动、商行为，将一个日常生活用语作为一个立法文件的用词，是不准确的，加之没有专门的商事基本法，普通当事人很难区分一般的民事代理人收取一定费用从事一定经济活动与这里的行纪人的行为的不同，也很容易造成适用法律上的矛盾。这可以说是行纪合同中的一个缺憾。

三、结论

鉴于合同法对于诸如介入权、选择权的行使条件、行纪与一般民事代理的冲突等问题的解决、处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在现有的立法体系下，希望能通过恰当的立法、司法解释来加以弥补，以更好地发挥新合同法的效用。但从长远来看，为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商事代理立法专门化的趋势（不仅传统的大陆法国家对商事代理专门立法，就连英、美等国也都先后制定了《商人代理法》、《特别公司》等商事代理专门法），因此，在今后的立法规划及法学研究中应加强对商事代理、商行为乃至商法典独立性、特殊性的研究，适当时考虑制定我国的特别代理专门立法。与此同时，在制定我国的民法典的同时，也应考虑对代理制度基本理念及其体系的重新定位与安排，使之真正成为统帅民、商事各领域的“基本法”。

篇二：区分代理与行纪需据委托内容与合同法规定_赵振营

区分代理与行纪需据委托内容与合同法规定

【裁判要旨】

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和行纪合同，都是以委托为基础，其共同点是，接受委托的一方，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如何区分接受委托一方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是代理关系还是行纪合同关系，要根据委托内容和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加以分析认定。符合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形成行纪合同关系;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形成代理合同关系。

【案情】

市湖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平安福公司归还车辆并赔偿损失。2011年2月19日，原告赵宏武以89600元购买了二手朗逸轿车(该车初始登记日期为2009年5月日)，并于同年2月28日办理了车辆过户登记，车牌号为豫M 82607。赵宏武将自己的豫

MR2607号朗逸轿车放在被告三门峡市平安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福公司)，由该公司对外出租。双方口头约定:车辆租出去，赵宏武得85%的租赁费，平安福公司提取巧%的管理费;车辆没有租出去，没有费用。2011年11月17日，平安福公司按照公司规定，审查了王超用于租车的有关手续，与王超签订了租赁合同，将赵宏武的豫MR2607号朗逸轿车出租给王超，约定租期7天。租赁期限届满后，王超未及时归还所租车辆。平安福公司既找不到王超，也找不到王超所租车辆。

2012年3月4日，平安福公司向三门峡市公安局报案。经公安机关调查，王超从平安福公司租赁豫M 82607号轿车后，向张文辉借款，并将租赁的轿车留置在张文辉处后去向不明。公安机关对此事没做进一步处理。原被告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赵宏武向河南省三门峡

【审判】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赵宏武将自己的豫M2607号朗逸轿车放置在平安福公司对外出租，双方有口头约定。王超从平安福公司租赁车辆后，向张文辉借款，将租赁的轿车留置在张文辉处，事实清楚。赵宏武主张其与平安福公司是租赁关系，未能提供证据，平安福公司也不予认可，不予认定。根据事实，赵宏武与平安福公司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平安福公司受赵宏武委托，代赵宏武将汽车出租。该车出租后，平安福公司既非车辆承租人，又非车辆占育人，赵宏武要求平安福公司返还车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湖滨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作出(2012)湖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驳回赵宏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赵宏武负担。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赵宏武向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赵宏武申诉称:原审法院以平安福公司既不是车辆承租人又不是车辆占有人为由，驳回原告赵宏武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赵宏武根据双方的合同关系，将自己所有的车辆交给平安福公司，平安福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能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造成车辆丢失，也未积极弥补车辆丢失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被申诉人平安福公司辩称:赵宏武与平安福公司之间是汽车加盟关系，赵宏武加盟平安福公司的租赁生意，是在充分评估风险之后决定的。平安福公司找人找车，付出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己经尽了各项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育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意见认为:(2012)湖民一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不公。平安福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将赵宏武的轿车出租给王超并直接收取租金的行为，并不具备委托代理的特点(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本案属汽车租赁合同纠纷。原判决认为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平安福公司将赵宏武的轿车出租给第三人，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的损失，承租人平安福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平安福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王超签订汽车租赁合同，所得收益的15%归平安福公司所有，应视为委托人赵宏武支付的报酬。因此，赵宏武与平安福公司之间构成行纪合同关系。平安福公司提出双方是私车加盟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平安福公司将车租出后，第三人王超不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车辆无法追回，平安福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门峡市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湖滨区人民法院(2012)湖民一初字第124号判决;二、三门峡市平安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赵宏武的豫MR2607号朗逸轿车如不能归还，赔偿赵宏武购车价款89600元;三、驳回赵宏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三门峡市平安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评析】

关于行纪合同，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所颁布实施的三个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因而行纪合同也只能作为一种无名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欠缺，使行纪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指引和规范，行纪业在我国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局限。同时这类纠纷诉讼到人民法院，也无法可依。为改变这种局面，合同法在分则部分设专章对行纪合同加以规定，使行纪人和委托人都有法可循，有章可依。本案诉争双方当事人之间，虽然仅有口头合同没有书面合同，但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是一致的，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之间所争议的核心焦点是双方合同关系的性质。原告赵宏武诉求为租赁关系，被告平安福公司答辩为加盟合作关系。租赁合同为合同法上的有名合同，但本案明显不属于租赁合同。被告平安福公司答辩为加盟关系，合同法上没有该类合同，从现实经济

生活看，加盟的类型千差万别，难于将各种加盟关系归为一类合同。从该案事实看，一审法院和再审法院关于赵宏武将自己的汽车交给平安福公司出租，属于委托关系，对双方基础合同关系认定是一致的，定性也是准确的。与委托合同比较接近的共有三类合同，即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平安福公司并没有向赵宏武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明显不属于居间合同法律关系。赵宏武将自己的汽车放在平安福公司，实际就是赵宏武将自己汽车出租的经营活动，委托给平安福公司;平安福公司出租赵宏武的汽车，并没有以赵宏武的名义，也没有代理赵宏武对外出租，而是平安福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出租赵宏武的汽车。从两审法院的判决看，本案的难点是，上述无争议的事实符合委托代理合同的法律特征，还是符合行纪合同的法律特征。

一、行纪合同和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辨析

在委托代理合同中，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存在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直接代理就是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处理委托人的事务。这与行纪合同具有明显的区别，不再予以分析。

间接代理就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即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规定的情形。这与行纪合同相比，其共同点一是，都有三方当事人;二是都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受托人(行纪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行纪人(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关系;三是都有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表现形式。

这类纠纷诉讼到人民法院，也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但行纪合同和委托代理合同中的间接代理，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卜几个方面:

1、行纪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合同，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间接代理制度中，代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有时可以直接对被代理人产生合同效力，由被代理人即委托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2、行纪合同关系中，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除非有特别约定，由行纪人对委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间接代理中，类似情形，经由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有介汉权，可基于介入权的行使，直接要求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3、行纪合同关系中，委托人不履行义务致使第三人受到损害的，除非有特别约定，由行纪人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间接代理中，类似情况，经由受托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有权选择委托人来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也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二、本案的法律适用分析

一审和再审法院关于赵宏武将自己的汽车交给平安福公司属于委托的

认定意见是一致的，不同点是委托的法律后果是行纪合同关系还是委托代

理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为委托合同关系，再审认定为行纪合同关系。要准确定性当事人之间基于汽车租赁委托的属性，必须把握合同内容等基本事实，结合相关法律条款的含义，正确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款。

(一)赵宏武与平安福公司之间关于汽车租赁委托的约定，符合行纪合同的法律特征。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什么是行纪业务合同法没有规定，一般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进行商业上的交易业务，如财产买卖、有价证券买卖、代为保险、代为出版、代为租赁、代儒入场券、代登广告等。

平安福公司在出租自有汽车的同时，还接收社会上的汽车对外出租。赵宏武将汽车放在平安福公司，平安福公司接收汽车，二者之间就是一种委托关系。平安福公司出租他人的汽车时，以自己的名义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陈述是加盟关系，并没有代理的意思表示，实际上就是一种行纪行为。平安福公司收取15%的租金，实为委托人用租金的形式向行纪人支付的报酬。双方虽为口头约定，但对约定内容陈述一致，事实清楚。平安福公司与赵宏武之间关于汽车租赁完成这一复合法律关系，符合合同法第四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双方形成行纪合同关系。

(二)平安福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不构成间接代理关系。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除了合同法》四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外，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也有明确的规定。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适用该条规定，就要查明接受委托一方，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时，第三人是否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从本案事实看，平安福公司接收赵宏武的汽车，陈述为加盟关系;在出租汽车时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即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没有代理赵宏武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代理赵宏武的情形。

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的，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此即委托人的介入权，介入权是形成权。介入权的行使，是由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和委托人的主动介汉构成的，委托人不主动介入或者受托人不披露，均形不成介汉权。适用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前边己

述，赵宏武和平安福公司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即使在承租人王超不能归还租赁车辆的情况下，平安福公司向委托人赵宏武披露第三人王超，赵宏武也不能行使介入权，介入到平安福公司和王超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成为租赁合同的委托人。

综上所述，赵宏武和平安福公司之间，只能按照二者之间的委托合同处理;平安福公司和王超之间，只能按照二者的租赁合同关系处理。

(三)责任承担的法律适用。

1.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第三人不履行业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于租车人王超不归还车辆，导致行纪人平安福公司也不能向赵宏武归还车辆，赵宏武因此受到损害，根据该条规定，平安福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再审改判是恰当的。

2.一审判决没有分析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一般的法律原则。“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行纪合同章节的有关条款中，都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无论认定本案是行纪合同法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合同法关系，都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

定。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共有三款，第一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三款“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三款规定，是民事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一审判决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是不当的。

3.适用法律与认定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本案事实，没有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三款法律规范相符合的情形，一审判决适用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缺乏事实根

(作者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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