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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的过程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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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历史学的桥梁的过程中论文

1986年，心理学家Theodore R. Sarbin在其主编的论文集《叙事心理学：人类行为的故事性》中第一次提出了“叙事心理学”的概念。书中集中探讨的一个观点就是：故事是修整经验和指引判断与行为的基础[1]。而该书更是提出了用叙事范式代替传统实证范式的主张，因此通常被认为是叙事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口述史学，简单地说，就是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史学家对口头史料的运用由来已久，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则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2]。那么，口述历史和叙事心理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回答上面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来做个拆字游戏。“历史”是什么呢？英文就是“history”，拆开来就是“hi，story”，即“你好，故事”。而对故事的问候和描述就是叙事(narrative)。这不是巧合，其实历史知识恰恰具有叙事的结构，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建立在叙事文本的基础之上的。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也都相信叙事是一种完全有效地再现历史事件的模式，甚至是为历史事件提供解释的有效模式。正如Croce的一句名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3]。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的研究方法。

可见，“叙事”成为心理学和历史学两大领域共同采用的一种研究范式，它的推出不仅促进了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在各自领域内的兴起，更通过“叙事”自身的特点与功能，搭起了叙事心理学与口述历史彼此连结的桥梁。但是在严谨的学术领域中，讲“故事”无疑带有平民特色和田野操作特点，那么，“叙事”到底是如何引领叙事心理学、口述历史分别走进心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进而搭建起二者之间连结的桥梁呢？而连结后的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之间只是泛泛之交，还是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呢？本文接下来将试图对叙事、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并回答上述问题。

1 叙事的推出

1.1 实证主义作为传统范式的霸权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在探索自然规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推进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自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于是，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一切都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一切问题也都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迎刃而解。这种认为只有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实证主义思潮，也深深地渗入了历史学领域以及当时才诞生不久，正试图通过效仿自然科学从而确立自己学科地位的心理学领域。

实证主义思潮的渗入使史学家坚信：只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史料，研究史实，并以严格的科学逻辑进行考证，就可以获得确凿的历史事实，从而客观地再现往事。“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就是由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的史学家Leopold Von Ranke正式提出的。Ranke不仅把历史事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事实，甚至认为历史事实只存在于那些“曾经目击其事的人”所记载的文献史料中，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在Ranke学派的影响下，文献考证成了19世纪西方职业史学家训练的中心内容。而传统的口述回忆，因其是一种有确定目的的有意回忆，不符合Ranke所谓的“纯客观”的原则，必然会随着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形成而遭到冷落[2]。

而心理学采纳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意味着它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经典自然科学的基础假设是决定论、还原论、机械唯物论和元素论。叶浩生则具体分析了这些基础假设在心理学中的表现。

将“任何自然现象都处在因果关系中”为假设的决定论原则贯穿到心理学中，使得“寻找心理和行为的决定因素”成为了心理学家的主要任务。最典型的贯彻者就是行为主义学派，他们力图从环境刺激中寻找特定行为的决定因素，以便为预测和控制行为服务；现代心理学又以各种形式承袭了还原论的原则，或者把复杂的心理过程还原为计算机的符号操作过程，又或者把复杂的社会行为还原到更为简单的基因水平上；秉持机械唯物论观点的心理学家更是把人当作“机器”或是“自动机”，想要轻而易举地控制人的行为；而心理学家在接纳了元素论基础假设后，便力图寻求心理或行为的元素，进而确定心理元素或行为元素的结构和组合规律[4]。在那个理性至上的时期，以在自然条件下关注人们内心真实体验为研究理念的质化研究，自然被排斥在心理学“科学”的大门之外。

1.2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质疑实证主义的霸权。实证主义所研究的物理世界是逻辑的、规律的，有因果关系可循的，可以采取统一的模式的。但是，历史学和心理学各自的研究对象——历史和人，是复杂的、多元化的。虽然有时像物理世界一样有逻辑和规律可循，但更多时候往往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无规律可循的，因此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一统的模式。于是，在20世纪中叶，针对长期以来居于霸主地位的科学主义，隐含着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趋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兴盛。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科学知识并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科学主义崇尚的观察中，也存在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互动，观察对象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存在；真理依赖具体的语境而存在，因此不能够用任何非语境的方式予以证实[5]。

Stephen Pepper在其1942年出版的《世界的假设》一书中描述了四种世界的假设或纯哲学立场：形式论(formism)、机械论(mechanism)、机体论(organicism)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前三种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后，语境论逐渐崭露头角。因为语境论主张，任何一种现象的理解都离不开事件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力求设身处地、历史性地，理解语言、心理、行为等各种社会现象，反对任何所谓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叙事心理学之父Sarbin认为，语境论的世界观更加适合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应该“能够为人类科学提供更加合适的指引”[1]。小到个人，大到整个历史，其实都“不是由逻辑或理性所确定的，而是由语言的迂回曲折所确定的。虽然我们可能相信自己是语言的驾驭者，但更合适的说法是，语言驾驭着我们”。所以，语言不仅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抽象工具，它更多地用于建构自我和世界，并因此使事件发生[6]。

随着Ranke文献史料学的衰落和文献资料的日益减少，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方法学，重新登上了历史学的大雅之堂。尤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John Tosh和Charles Joyner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当代口述史家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以往史学家到档案库中穷本溯源，研究原始文献，试图客观地再现往事的做法是徒劳的。因为口述史料与所有以精神形态存在的史料一样，只是历史认识的“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而不是“直接客体”或“原本客体”。所以，从档案库转到现实生活，从查找原始文献转到与被访者互动，“叙事”这种“田野”工作开始越来越受到口述史学的重视。

另一方面，当哲学领域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超越其探究世界图景的领地，而延伸到探究人的内部世界的心理学领域，并不断摇撼着科学主义在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时，一种新的.心理学范式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新的范式就是叙事，叙事的平民思维和话语方式也开始作为常客被推上心理学研究的大雅之堂[7]。

2 心理学与历史学的连结

2.1 什么是叙事

关于叙事(narrative)，比较清楚的一种表述是，“叙事是为了‘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相应地，“叙事研究是指任何使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叙事方法是对现存的实验、调查、观察和其它传统方法的补充[8]。

说到叙事，一个与叙事有千丝万缕联系而又为我们所熟知的词便是“故事”。从孩提时代开始，故事便伴随着我们成长。多数在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往往离不开口头方式的编织，特别是在文盲居多的年代，这种口耳相传式的文化活动显得尤其重要。故事的编织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保留社会生活的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为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并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于是我们在故事中认识世界，分辨美与丑、善与恶，了解对和错的道德抉择，而法律、传统、历史也在这种形式中得以保存和流传。有研究者[9-10]很通俗形象地把“故事”比喻成为一个“整理箱”(package)，其中有条理地存放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信息。而抽取这些信息，即叙事，是一种表达自我和将自己内心世界展现给他人的最基本方式。人类学家Bruner更是提出了叙事思维(narrative mode of thought)这一概念，并以此来说明，人们是通过“故事”来筛选和理解自身经验的[11]。叙事，一种人类天生就被赋予的能力，也恰恰正是我们区别于动物和机器的地方[12]。

2.2 叙事的时间本质

Carr认为，叙事不仅是人们描述事件的方式，其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13]。叙事和故事的定义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二者都有时间这一重要维度，叙事在时间维度上使事件之间产生联系。难怪有学者会说，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而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才变得形象和具体可感，正是叙事让我们真正找回了失去的时间[14]。而历史也是对失去时间的寻找。实在的历史世界虽然是由各种坚硬的事实所构成，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是自动地就构成故事的，历史的实在乃是本身并不具有形式的一片混沌，是叙事结构中的时间之线将古往之事的碎片连结起来，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时间作为稍纵即逝的东西，在能被我们的经验或语言捕捉的每一当下都是现在，而它在本质上却又不在当下，它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绵延[15]。正如Sarbin在其1983年春发表的论文《叙事是心理学的根比喻》中所说，叙事与历史是相通的，它们是同一块布上裁下的料，因为二者都强烈地依赖时间结构。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可见，二者是交叠的。

叙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纪实与虚构。前者主要以实录的形式记述事件，从而挽留和凝固时间；后者则主要以虚拟的形式创造事件，从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保存甚至创造时间。表现在文本形态上，前者主要以历史、传记、自传、回忆录或新闻报道的形式存在；后者则主要以小说、戏剧、电影或电视剧本的形式存在[15]。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社会学教授Paul 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的口头故事的记录。这在心理学，特别是叙事心理学的研究中，则属于常用的访谈法。因此，口述个人历史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以访谈的方式建构自传，这种自传就是口述自传，口述自传也就和口述历史融为一体了[16]。

2.3 叙事的记忆中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Beeker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17]。口述历史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口述历史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于是便有研究者认为“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18]。

但是，记忆过程却具有高度复杂性，它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记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零星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和构念。即使在最基本的机械重复的情况下，记忆也很难达到正确无误，而且记忆成为这个样子也是正常之举。”[19]于是在口述自传的过程中，人生故事(life story)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人生剧本，讲述者与听众分享着经验，通过时间和事件产生联系。故事不可能像录音带那样可以客观地反复重播过去，因为故事包含更多的不是具体事实而是实在意义。在对过去主观而修饰性的描述中，历史往往是重构的[15]。因此，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讲，可以说一切叙事，包括之前谈到的纪实的叙事方式也都是虚构的。难怪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Benedetto Croce会在其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充满洞见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重建与构念”。如果说人民大众是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那么他们更是历史故事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和记忆打交道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经验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在心理学领域中，就有专门针对记忆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试图从记忆过程的编码、存储和提取三个方面来说明记忆的不可靠，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历史叙事的重构性。

首先，事件进入经历者的意识，也就是记忆过程最初的编码阶段时，人们进行的往往是选择性加工。因为在如今繁杂的信息社会中，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件事情，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人格特质、动机、社会地位来选择性地加工信息。就是说，人们总是从个体的角度，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或情境赋予事件以意义。例如，有位口述史家研究德克萨斯州的一些教师，他们曾经将学校从一间教室扩展、整合成现代校区制的小学(注：此处“整合”所指的是1960年以后，美国各级学校由种族隔离的黑白分校转变到黑白合校的过程)。他发现，白人教师们对于种族隔离与整合过程的细节几乎什么也没说。在他们的记忆里，对黑人、拉丁裔和残障学生一直都是“视而不见”的。相对而言，社会地位的不同，促使黑人教师清楚地记得整合时的那段日子，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同时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20]。处在事情核心的当事者能够完整地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位居边缘的人则能够看出主要当事者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一开始加工的信息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有偏差，回忆难免会扭曲。

其次，加工后的关于事件的经验在记忆中存储时，会不断受到以后其他信息以及经历者个人情感态度的作用而发生意义的重构，即心理学中提到的有关记忆遗忘的消退说或是干扰说。例如，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不断吸收、消化眼前的信息，距离最新的头条新闻时间越远的事，就越不会被想到。以前意义非凡的消息，经过后续发生的事情的对比，便相形见绌，变得不重要或毫无意义了，自然就被大脑过滤掉了。而另一方面，人们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的决定和行为，往往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的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当然，记忆也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生变化。当年口述史学家Maurice Halbwachs，便曾对那些在实验室内挖空心思检验个人记忆的科学家们讲道：忘记个人吧，任何对个人记忆之缘起的讨论，必须放在宗族、社区、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国家的互动之网中来解释，家庭记忆并非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大杂烩或拼贴画，而是过去的集体再现，换句话说，记忆是一种社会结构[21]。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个体记忆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循环之中建构自身，因而叙述者的记忆本身更多的是在叙述着其集体共同意识的声音[22]。

最后，研究者在对经历者调查访问时，其重构历史的意图，会影响经历者经验提取和叙说的角度。最明显的就是记忆的怀旧情绪，让历史因为回顾与联想而变得膨胀失真。许多受访者会谈论自己一生的痛苦、失望、落寞与损失，但有的人则有意或无意地规避透露任何负面的往事，甚至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重写自己的历史。此外，人们的回忆也会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为现实利益所推动，因而人们的许多记忆存在着将历史和现实相协调或以记忆服务于现实的现象。

既然记忆这么不可靠，那么为什么以记忆为中介的叙事可以在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的研究中得到重视呢？也就是说，虽然通过叙事的时间本质和记忆中介搭起了心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桥梁，但是这座桥梁是否足够坚固，以促使叙事心理学和口述历史成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忘年之交呢？

3 叙事的深度连结功能

3.1 叙事对意识的揭示

McAdams认为，人生故事就是社会心理的构建。也就意味着，虽然故事是由人来讲述和组织的，但是故事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自我(narrative identity)的形式来实现的，而这种形式又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事实上，讲述者是通过文化来塑造自我的[23]。复杂的文化背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叙事[24-26]。而叙事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手段，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叙事性理解，历史上人类生活的无限多样化、深度和史诗般的广度才能被意识所掌握。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意识模式，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叙事心理学要通过对人们作为符号(包括语言)存在的精神与行为产物的研究，来揭示人们的意识状态、特点[16]。

而叙事的中介——记忆，它其中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并不是完全排斥历史事实的，它们也承担着一定的文化涵义并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内容。近几年，心理学家们通过对生活在东亚和北美居民的对比研究发现，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相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成年人，北美成年人开始记事的年龄普遍偏小，而且关于童年期的记忆也更具体，更多关注个人经历。在谈及事件中的个人角色和情绪时，普遍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相反，中国成年人更多的是回忆社会和历史事件，而在回忆叙事中更多谈及的是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他人[27-28]。东方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关于自我的意识更多的是依赖于他人而建构起来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如何做好一个听众，而不是一个只谈论自己的演说家，所以在自我的叙事中自然要首先考虑他人和社会背景。

而记忆的不可靠性也正是客观存在的心理规律的反映。英国口述史家Thomson就明确提出：对于历史的分析和重构而言，不可靠的记忆恰恰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29]。民俗学者Alessandro Portelli在意大利特尔尼(Terni)镇工厂做访谈时就注意到，被访问者对工人Luigi Trastulli之死的日子的记忆存在误记现象。1949年，为了抗议意大利政府加入北美协议组织，钢厂工人走出工厂参加了共产主义领导者组织的集会。21岁的钢厂工人Trastulli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不幸丧生。但是当地的人们却认为，他死于1953年为抗议大批钢厂工人被解雇而与当权者进行的街头巷战中[20]。Portelli认为，这个错误的记忆对于理解这些事件对个体和工人阶级团体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们不能接受Trastulli的死只是偶然枪杀的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政治主题。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不是事件的消极储存器，而是在积极地创造着意义[30]。

Tosh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Tosh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的历史或是一种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向人们证明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2]。当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时，口述历史这种对心理层面的问候，终于拉近了其与后来出现的叙事心理学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了血缘关系。

3.2 叙事对自我的统整

很多学者和科学家都已明确表示，叙事最主要的心理学功能就是整合(integration)与治疗(healing)。故事可以统和、治愈我们破碎和受伤的心灵，帮助我们应对危机和释放压力，甚至可以促使我们走向心灵的成熟，达到自我实现[12]。而人类天生地就是故事的叙说者[8]，所以“我们生活于一个故事塑造的世界”[31]。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也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life story)要讲。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更是喜欢回忆和谈论过去。新闻记者Henry Fairlie晚年时就曾表示：“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人的记忆就像一间堆得满满的阁楼那样可以供他翻检折腾。”

在口述个人历史中，讲故事的是“我”(I)，故事的主人公是“我”(Me)，这两个“我”都是自我中的不同侧面。自我可以拥有多个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身份和角色则可以各自拥有独特的观点，甚至以对话的形式交互作用[32]。当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是“主体我”以“客体我”为主人公来构造故事的，也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审视和反思。McAdams在其提出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中，则把“主体我”看作是从经验中建构自我的基本过程，“客体我”就是自我建构过程中最主要的结果。人们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具有统一性和目的性，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要使“客体我”具有同一性。只有当个体整合了所扮演的角色，融合了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和技能，并组织了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意义的短暂模式时，个体才有可能建构这种同一性，才能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清楚明白地界定自我[33]。

根据Erikson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老年期充满了自我整合对绝望的斗争。于是近年来，让心理治疗领域瞩目的一个发展便是，口述历史针对老年人而开发的怀旧疗法，也称回忆疗法。它重新建构对过去事件的感觉、想法，以此来增强愉悦感、提升生活品质及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达到调适行为的目的。它引导老人说出生命故事(life story)来组织、统整个人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帮助老人觉察自己生活的意义，同时由此重新探索生命中重要和有意义的事件[16]。当将过往负性生活事件转换成具有连贯性的人生故事时，会进一步促使当事人省察与明晰对这些事件或情境的内在感受，领悟事件意义。它有助于解决个人的冲突及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增加自我认同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34]。因此，缅怀过去、叙说自己的故事便成为了老年人在发展迅速、变幻不定的世界里保持良好自我感受的一种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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