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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地域类型与开发模式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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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地域类型与开发模式研究论文

一、引言。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社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演变的具象显示，其发展背后所存在的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亟需调整、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模式选择等问题的解决，决定了西南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发展能力。相比之下，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质和社会文化生态体系，对于“人”这一核心主题的研究深度不够，也没有辨别出民族社区的类型和发展模式，导致问题导向宏观化、不明确，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精确。因此，本文深入分析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发展模式和影响因素，以期通过提供提高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生产生活质量提升的发展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二、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概念、内涵及其存在问题。

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是以核心村寨为中心，以自然村为外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租用、相互影响的地域综合体，是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认知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共同体，以及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和生态系统下集中的生产和生活所形成的集聚现象、过程和形态的社会聚落方式。中国民族社区主要指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联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表现为小型民族社区（即一个村寨）或大型民族社区（多个村寨形成的地域综合体）（李亚娟等，2013）。其发展存在着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挤压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改变了原有的演变路径。

西南民族生态社区遗存的传统生计方式、外来文化、人口社会结构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民族文化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起民族社区大量劳动力外流，人口结构显着变化，继而产生了空心村问题，社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改变，人地矛盾开始体现。汉族文化的进入对民族社区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传统的扩大式的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过渡，原有的大家族形成的核心-外围村落空间结构，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多逐步消失，原有以宗族宗亲权力为中心的结构逐步转变为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

（二）现代旅游业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适应性改变。

随着旅游业逐步进入西南地区，它在给民族社区带来经济社会进步、设施改善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和对外感知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陈鸣，1997;Simth,1998）。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逐步弱化和同化、传统文化的舞台化和商品化，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退化甚至丧失等。当前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个别核心社区得到全方位发展，与之相邻的外围社区处于旅游阴影区，社区建设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亟需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三）生态环境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族文化社区是在一定生态环境下的长期生产生活方式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民族文化的变迁具有紧密地关联性。如果采用与当地生态环境不符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或消失。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农业景观、节庆和生态农业技术，是长期与所已成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和作用的产物，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侗族大歌”和云南“哈尼梯田森林-村庄- 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

三、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地域类型。

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论》中系统分析了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明确指出“文化的变迁生态必须以文化共同生态体为基本单元”.民族学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的划分方法主要是文化形态，并未关注到文化形态下生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所形成的文化社区，通常以村寨为研究单元，以探究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依据自然生态类型划分民族文化社区的操作方法较为容易，但忽略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特质。以人为此生生态系统为依据，按照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说确定可以标识特点的民族，可在同一个分布图中揭示不同文化类型的空间范围和规模大小。但也存在不足，因为人为此生生态系统标示性并不明显，一个系统中可能夹杂着其他的民族文化。从地域空间、民族群体、民族聚落、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和文化这几点划分依据来看（高永久等，2006;岳天明等，2008;李晓霞，2009;刘沛林等，2010;张慧，2011;李林凤，2012），我们采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生产方式作为划分依据，将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生态社区主要包括以下十种：

（一）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类型。

中国的侗族分布范围介于贵州、广西、湖南的毗邻地带，所处的地貌特征都属于低山丘陵，由于海拔较低，纬度偏低，因而他们的生息地山区又是生态系统以亚热带季风区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为主，在滨水坝区呈现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但标识性生态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分水岭山地区段，一方面受到土层薄，再加上人工的持续控制，往往呈现为较为开阔的疏草地。

此外，在森林与稻田的分界面，还人工建构了较为宽阔的草地。这两种生态系统都是人工控制的产物，因而具有很强的标识性，但最具侗族文化生态特征的生态建构则是沿坡面开垦的梯田鱼塘和人工天然和人工合成的立体浅水湿地生态结构。

这是侗族生存的标识性特征，不仅可以直接目睹就能明确分辨出来，而且在地理实测中各种现代化的设备都能够明确分辨。其他人文景观中，干栏式的住房、风雨桥也能够成为可靠的地理标识。

侗族的生计类型可以归纳为“林粮间营，稻鱼鸭共生”.但事实上，侗族的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称谓简略的需要，可以讲这一文化生态类型简称为侗族亚热带季风区常绿阔叶林农耕类型。

（二）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

苗族的中部支系集中分布在贵州省东南、湖南西南、广西东北部，所对应的生态环境大致属于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但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也呈现交错分布态势，高山区的疏树草区、坝区的湿地生态系统，高海拔区段的针叶阔叶混交林都有错杂分布，典型的高原草地分布面积也较广，传统的生计大致是以游耕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采集。大致可以归纳为苗族中部支系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游耕类型。苗族的西部支系分布类型极广，几乎涵盖了贵州、四川、云南、广西四个省区的毗邻地段，所处生态类型及其复杂，但喀斯特熔岩山区最具代表性。这一地区的典型生态系统属于亚热带藤蔓生态系统，藤蔓族生态系统所占比例达到30%以上。西部支系苗族生息的最高海拔可以高达3000米左右，已经进入了高原草甸生态系统区，另外这一支系的苗族文化生态类型需要具体划分。鉴于下文即将讨论的个案，涉及到该支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通用苗语麻山次方言，其分布范围，涉及到广西和贵州两地，而且与瑶族的部努支系瑶族文化生态类型相似，因而要对瑶族的文化支系做出特殊的说明。他们从事的生计类型以游耕为主，并且兼营畜牧业和狩猎采集。生息环境大多处在封存洼地和谷峰山林区，因而可以归纳简称为苗族喀斯特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游耕类型。

（三）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

位于澜沧江流出我国国境的关键地段，对整个东盟国家发挥广泛的影响，这一文化生态区的生态系统在全国具有特异性，是我国唯一的一片内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傣族与该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已经经历了千年以上的稳定延续过程，足以证明傣族文化完全适应了该生态系统。而且，由于西双版纳地区当地直到民主改革前还是土司制辖地，车里宣慰司是在建国后才被撤废，改建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因而，此前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十分有限，文化生态类型基本上保留了历史的已有面貌。当前，橡胶在西双版纳引入成功，并且形成了大规模的橡胶园，这一变动虽然给当地傣族乡民提供了丰富的报酬，是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但连片种植的橡胶树却是外来物种，其本身对西双版纳的适应能力较低。但是它的耗水量却大得惊人，橡胶园的发展就会使得当地生物多样性水平急剧下降，地下水位也急剧下降，结果使得原先雨量极为丰富的西双版纳地区而今在海拔较高区段面临缺水的困境。

（四）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

这一类型的文化生态区正好位于金沙江的下游，所处区段正好是长江下游的生态屏障区，水土流失的控制极为关键，偏巧这一地区的自然结构又错综复杂，高山深谷相间，流水和重力的复合侵蚀极为严重，地质结构的稳定性也差，既处于地震区又处在山体滑坡易发区。要消减类似的自然灾害和生态灾变不仅关系本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安危。当地的居住居民有彝族，还包括一定数量的苗族和回族，汉族移民也不少。目前这一地区中文化生态区中的乌蒙地带已经被国家认定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重灾区。生态恢复和自然灾害的防治任务极为重大，当地彝族乡民传统上都是农牧复合生计。他们的传统生计和文化生态类型此前所受到的冲击较小，保存度相对完整，几乎可以与西双版纳相似。这一文化生态区的特种产品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价值，牲畜产品中的牦牛、黄牛、山羊、马匹一直是产品输出的大宗，至今仍然不失其经济价值。历史上这产出的猪种还是名牌国际商品，植物产品中的生漆堪称国内外的名牌产品，此外，农作物产品极其多样，荞子、燕麦、青稞、马铃薯、圆根，都是有名的土特产，这同样是原木生产基地之一，出口外销的原木曾经支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发展。总之，无论是生态治理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发挥生态屏障作用和生物多样性作用，在这一地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五）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型。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分布区海拔很低，大多处于500米海拔以下，而且密集分布于河流的滩涂，其结构往往沿着河流呈现链状结构。其地理标识极为醒目和准确，由于这一地区更加炎热潮湿，纬度又较低，不过由于地下水位和地表分布广，壮族生态区的优势生态系统反而是湿地生态系统。但坡面常绿阔叶林对壮族而言，其文化价值也很高，壮族生计根据历史记载，早年是以广南木为主食。这将意味着壮族实施农耕为时很早，因为侯焕书中已经有了明确记载。

但壮族在何时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稻作名族目前存在争议，大致而言，公元八世纪，汉武帝有提到这里的地区稻田基本定型，这将意味着壮族对规范稻田经营与汉族很相近，起步很相近。为了称谓的方便，将这样的生态文化类型简称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类型是合适的。

（六）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型。

傣族，是我国境内少有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民族，其分布区位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地，尤其是西双版纳，既有鲜明的热带雨林特征。

需要指出之处在于这里的热带雨林，季节变化仍然可以察觉，这显然与典型的热带雨林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是生物丰富性的程度与热带雨林极为相近。这一地区海拔很低，因为滨水湿地分布面很广，而且还是傣族从事固定稻田耕作的基本依托，傣族生计中突出的特点在于既有十分明显的游耕类型文化特点，旱稻的`种植，农田尚未彻底固定。采集和渔业具有较为重要的经济比重，都足以说明这一特点。可以简称为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类型较为合适。

（七）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型。

中国的氐羌民族中，彝族人口分布最为广泛，涉及到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而且长江和金沙江南北两岸都有广泛分布，加之彝族的分布区在近300 年来还有明显扩大倾向，这一点对讨论文化生态演变具有典型性。彝族所处的生态背景大多数属于中山和高山区，最低海拔下至海拔500以下，最高分布在接近3000米。分布区海拔相对高度的反差极为突出，以至于对应的生态系统极其复杂，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落叶常绿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乃至针叶林一应俱全，最高海拔区还进入了高原草地生态区。因而对彝族文化生态类型的概括富有挑战性，本文只能勉为其难。彝族的传统生计是典型的农牧复合生计，畜牧业仅仅随着季节变化做出执行，农田也存在着鲜明的非不稳定性，往往是在畜牧的空闲区实施耕作。

耕地除了水田外也不稳定，种植的作物种类更是花样繁多，特点极为鲜明，从季度耐寒的青稞燕麦、烟梗直到亚热带阔叶林才能生长的香蕉，甘泽，水域环境才能正常生产的水稻、芋头，都是彝族常规的种植对象。彝族畜牧业也以多样性着称，牦牛、黄牛、木马、山羊、猪、都是主要放牧的畜种。最特异之处在于彝族地区的牧场标识性极不明显。事实上，在彝族文化下，丛林灌丛草地湿地稻田潮湿的稻田都可以用作牧场，能够分辨的牧场并不宽，但是载畜量十分可观。为此，只能将彝族的文化生存类型简称为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类型。

纳西族的分布区比彝族分布区偏西，大致位于云南和四川金沙江两岸。其生态栖息也具有鲜明的多元复合特征。特异之处在于金沙江河谷对纳西族生存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样的河谷区是他们最好的冬牧场。与彝族相似，分布区的海拔差异也非常大，不同海拔高度生息的纳西族的生计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低海拔区域农耕比中国较大，高海拔区域畜牧业比重较大，其文化生态类型，大致与彝族相似。

（八）藏族高山区草地草垫生态农牧复合型。

藏族是典型的农牧符合生计民族，其对应的生态类型分布面积较广，同质性较高，基本属于高山区、草地和草甸生态系统。四千年以上的生态系统在进入到寒漠苔藓带生态系统。农田没有完全固定，主要种植青稞、豌豆和小麦，牲畜种类繁多，牦牛是标识性的畜种。盘羊尽在藏族地区有规模性饲养，因此，可以简称为藏族高山区草地草垫生态农牧复合类型。

（九）哈尼族亚热带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稻田农耕型。

属于氐羌族系的民族还有哈尼族。哈尼族的分布区纬度偏低，大致属于中山区。所对应的生态系统以常绿落叶混交林为主，但是哈尼族的生计方式与其他氐羌系民族有别，他们主要经营固定的梯田稻作农耕，同时还兼营狩猎和采集。哈尼族的梯田建构宏伟，标识性极强，可以归纳为哈尼族亚热带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稻田农耕类型。

（十）白族中山区丛林湿地生态系统定居农耕类型。

氐羌民族中较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是白族。白族实施固定农耕可以上溯到十世纪以前，有人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推测白族的前列可能在当时实施固定农耕。这样的推测虽然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其固定农耕的起点要比其他民族早得多。西南地区因而可以归纳简称为白族中山区丛林湿地生态系统定居农耕类型。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类型、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

四、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开发模式。

（一）民族生态博物馆。

民族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将民族文化遗产原状地保护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使用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和管理方式实现民族社区的发展，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在民族地区原有自然环境及设施基础上通过简单的改建而成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保留了民族文化社区原有的建筑、物体、文化特征和民俗特色（杜倩萍，2011），具有反映地域文化、文化遗存保护、弘扬文化特色和社区创收四种功能。

（二）民族文化生态村。

民族文化生态村以民族文化保护为原则，依托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村寨，通过能力和机制建设，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力求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尹绍亭等，2009）。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聚落类型，以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形成固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和思想观念，通过文化聚落的发展模式影响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规范民族地区的社会交往、风俗习惯、社会行为和态度等（伍家平，1992）。

（三）民族旅游景区。

通过观光旅游、民族文化体验旅游、教育旅游等多种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维持传统民族地区文化的延续（周尚意，2001;李文军，2009）。旅游发展通过人口就业的引导影响生活、观念、消费方式的变化，进而影响社区内部结构演变，对民族社区的核心文化保护和传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涌入的外来游客也冲淡了民族社区文化的神秘性和封闭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变迁构成了一定冲击。同时，传统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开发较多关注最具特色的核心地区，忽略了周边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旅游业融入到整个民族地区。对于发展模式的研究忽略了空间的概念，只关注个别点，未考虑以点带面来带动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

（四）乡村旅游业。

乡村旅游业逐渐成为民族生态社区的新的产业选择之一，它是结合民族地区特色而形成的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发展体验乡土气息、领略田园风光为主的生态乡村旅游形式，建设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和教育于一体的观光农业园、农业区、农业带等多种旅游园区。民族文化环境大背景下开发的乡村旅游业，在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等要素上都赋予了浓郁的少数民族地方特色、乡村特色和民族文化特征。

五、影响因素。

（一）区域发展政策的时代差异。

行政决策下的支持和调控机制影响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它所引发的文化生态变迁具有广泛的牵连性，同时影响文化和生态的双重变迁。区域发展政策的不断变化，以及区位条件的限制，导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滞后，表现在产业结构老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困难重重。该类特殊民族地区业态的选择强调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作为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开发地区，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如何进行产业选择，决定了西南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二）技术变革引发的生态生活方式的变迁。

外部环境因素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如从耕作方式由游牧转向定居必然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组织的调整，进而影响到民族生景的变迁，特别是认为生态系统的改变，重建农田、修建改造渠道、农业施肥等一系列技术的变化会影响文化生态社区的生产生活景观和生物物种结构。文化自身的技术创新，会引发生态系统的变革。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再适应，最终又会使得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和相应的社区，通过文化特殊进化的渠道，形成稳定延续的文化生态社区。

（三）文化扩散与胁迫引发的文化生态演变。

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扩散、碰撞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民族综合实力的差异，一直都处于此消彼长之中，使得跨民族的文化传播不具有对称型。强盛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影响要大得多，弱势民族尽管在维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做出一系列的适应性改变。

（四）劳动力外流引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民族地区大量青年劳动力外流改变了农业结构和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导致村落社区发展缺乏内在动力，降低了民族社区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留守老人和儿童的依附性扶贫措施又淡化了自主脱贫意识。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活遗产”,缺少当地人生产生活的支撑很容易出现退化的情况，导致了民族文化演化变迁的方向出现变化。

六、结论。

（1）现代化进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空间上挤压了少数民族社区的生存空间，改变了民族社区原有的演变路径，尤其是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适应性改变，对生态环境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较大影响。

（2）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按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十大类型，分别是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文化生态区、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文化生态区、藏族高山区草地草垫生态农牧复合文化生态区、哈尼族亚热带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稻田农耕文化生态区、白族中山区丛林湿地生态系统定居农耕文化生态区。

（3）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开发模式主要包括民族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旅游景区、乡村旅游业四种。通过这些方式的开发，对于民族文化生态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保护和传承、刺激地方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4）区域发展政策的时代差异、技术变革引发的生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扩散与胁迫引发的文化生态演变、劳动力外流引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这四大因素是当前影响该地区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演变的主要因素。

民族文化的流失和生态系统蜕变是当代必须面对的困境之一，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之间存在着互动制衡关系，而特定的生计方式又同时联系着这两个性质有别的体系，文化和生态之间紧密的联系归根结底都要聚焦到传统生计上来，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开发模式，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引进现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和生态恢复，以实现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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