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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反思与意义寻求 --林毓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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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反思与意义寻求 --林毓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

论盛邦和()

林毓生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会热衷于文化学研究时曾说：当下青年

大都关心中国文化的未来，并期望获得正确的思想取向。受到青年们

的鼓励，深感应该将自己历年思考所得，尽可能明晰地表达出来，与

大家切磋，或可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有一点启示。

他回顾自己的思想成长过程，1975年应该说是一个分水岭。在

这之前，工作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量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

发展与理论根据，理解其中所包括的的理念与价值。另一方面则想建

立一个比较思想史的基础，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用分析思想史的方法，

探讨多年来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多元化的自由

主义是那么艰难？”他从漫无头绪到整理出一些条理来，并且宣传了

自己比较系统的看法。他在1974年返台之前，已经有了一部探讨五四

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成因、内容与涵义的英文著作《The Chinese

consciousness 》的初稿。根据这部著作的思想发展，有了一个意

愿，即回答中国思想文化将向何处去，并从这时起开始用中文撰文，

因此也就有了《思想与人物》一书的诞生。本书1983年在台北印行时，

用的是旧书名。此后经增补，将书名改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他在书中提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

什么是人文？关于“人文”这一概念，人们在使用上十分混乱，

以至提出“人文科学”的说法。林说，“我认为‘人文学科’绝对不

能把它叫做‘人文科学’”。“人”不是机器，有对自己的特别要求，

总要肯定自己的价值，总去寻找自己活着的意义。社会科学所关心的

是“社会”是“人际”，目的是了解一群人在一起，有什么规律，有

什么秩序，怎样才能比较好地生活，这与追求人生意义的人文学说不

同，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功效”。社会科学也关心

“价值”，然而这种价值也只能是 “功能”而已。自然，有一些学

科可以解答“价值”与“意义”，这就是哲学、文学、“注重人文学

科方面的史学”、宗教、艺术，唯有这些学科才与人生“意义”发生

密切关系。

他指陈，当人们在找寻人生意义的时候，找寻的本身已经蕴藉

了“意义”。要不然，人生没有意义，为什么还要找寻呢？其次，一

旦找寻，纵然对人生意义还没有一个精确的理解，实际上已经有了一

个方向，总觉得人生应该有意义。这就是说在作人生寻找的时候，已

将人生的意义加以肯定。

林毓生所要表达的是，“人不是机器”。宇宙万物分成有机物、

无机物、植物、动物、人类。人与其他有机物不一样，人有最复杂的

神经系统，能思维，与动植物不同。“人”不是生存在一个世界，而

是生存在两个世界：其一是物质的世界，是“肉”的求生存的世界。

其二是精神的世界，是“灵”的世界。因此人也有两个“生存”。一

是“肉体”的生存，一是 “精神”的生存。对人来说，“精神”的

生存意义或许超越“肉体”，一旦失去精神依托与归宿，一旦精神失

衡，许多“肉体病理现象”也接踵而来。

对物质的、“肉”的世界尽可用生物学、细胞学乃至于医学去加

以解释。但对灵魂的世界却难以用科学做精确的数量统计。动物有神

经，可用神经学分析。但“人的问题”不仅仅是 “神经”，而是

“精神”。精神问题，显然无法单用“神经学”解释。一切普遍意义

上的医疗科学正在向人的肉体世界长驱直进，然而，当其试图进入人

的精神世界则困难重重。人的精神世界包含着信仰支持、意义寻找、

精神归宿、对世界本原的追问、对神与超自然的遐想、对“死后世界”

即彼岸的探讨等。而其中“意义寻找”具有特别重要的精神价值。人

尽可以为“活着”而活着，然而社会发展、知识普及，人的精神层面

越益提高，离“动物”越益阔远。“人生读书糊涂始”，“糊涂”是

精神的困惑，为理解生命的意义而困惑，人开始变得惟赖“意义”才

能生活。 “寻找意义”其实是在“寻找自己”，寻找本来的自我。

当意义丧失，即是自我的迷失。从病理学上说，一切的“精神分裂”

综合症状，皆起源于此。

林毓生指出，中国的人文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危机，这有内部

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但“内在的危机方面甚多”，“那就是权威的

失落”。他说欲求人文学说的发展必须有权威才行，没有权威，一

切皆由自己重新做起，那只有“退回到周口店的时代”。权威失落的

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有了一次五四运动。这场运动主要的一

面是反传统。经其洗礼，传统中的各项权威或彻底崩溃，或日趋薄弱。

他批评胡适对中国文化破坏有余，而于文化建设实没有做出积极的贡

献。至于他提出的“科学”方法论，又能对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发生何

种影响呢？科学方法是不是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呢？在

科学研究的时候，谁胆子大谁就越有成绩吗？然而再小心求证，象做

考据一样，“一点一滴的，看看版本，最后发现《红楼梦》的作者是

姓曹，不姓李。”这是不是就是科学呢？人们学到这样的“科学的

方法”，就真能找到生命意义，真能确定一个全新的人文世界？他以

讥笑的语气说道：胡适在倡导科学方法时，其方式与商人做广告，政

客搞宣传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注重“产生效果的语言”，使别人相信

他的话，而不去注意所说话语是否有问题，是否含混。只是去提所谓

怀疑精神，以为此即为科学的精髓，其实是对科学的最大误解。

二、

林毓生一直在思考，20世纪的中国有一个显著与奇特的事，即是

彻底否定传统的思想与态度的出现与持续。他指出，全盘否定者未必

对过去的一切做过真正的研究，根据他们的观点，这种仔细研究中国

过去一切的工作，并不值得考虑。并不是因为这种庞大的工作任何人

都不可能做到，而是因为那是一件迂腐而并无必要的工作。林毓

生思索着，为什么会在五四时期产生如此激烈的反传统意识。“五四

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之崛起，主要是由于三种因素--输入的西方文化，

传统政治秩序崩溃以后所产生的后果，与深植于中国持续不断的文化

倾向中的一些态度--相互激荡而成。”

在五四青年看来，政治秩序与道德文化是高度结合的统合体。这

一思想有其历史的根源，譬如“普遍王权”的精神基础是“天命”信

仰。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产生了更为精密的有机式的宇宙论，加强了这

种意识，这就“为五四激进派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更大的变局，五四青年意识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穷弱

病愚，意识到中国旧政治的腐朽崩溃，意识到西学东来后中国文化的

尴尬窘困。他们从文化决定论立场出发，将一切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文化作出最大的负面性情绪反应。

五四以来，文化一元论很有市场。持这样理论的人认为中国文化

是一个“根本的整体”，其中所含任何成分皆是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

成部分，其间的关系不可分割。这样，传统的某一个部位出现问题，

传统的全体也同在打倒之列。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化中还有着好的

一面，如“仁爱”。但又即刻强调，这些文化资源与品质是全人类普

遍共有的，是“世界文化的公分母”，不是中国特有的东西，中国特

有的东西是有毒的，是应该彻底否定的。

以笔者所见，五四全面反传统“中国现象”的出现，还出于以下

因素：其一、这是中国传统历代遗传的“革命情节”在发生作用。中

国不象日本，乃为“万世一系”具充分历史接续性的国家。日本每

次社会变迁，大体没有出现中国式样的“革命”，这种改良的传统即

使在明治维新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保留与有效的发扬。与日本不同，中

国历史总与“革命”与“打倒”相伴 .古代就有“汤武革命”的观点，

而每次王朝交替，大体少不了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为其铺路揭幕。

急风暴雨，改天换地的血与火的大动荡，成为一部又一部“革命教科

书”，使“革命”与“打倒”观念渗透到每一个历史朝代，浸染中

国思想界以至民间意识。中国现代的历史变革，其性质迥异于历代皇

朝更替，是一场总体巨变而不是局部改换。是“农业中国”转向“工

业中国”的社会形态总提升，而不是更换出一个“好皇帝”；是制度

与文化连带一起的变革，而不是单纯产生出一个新朝代。如此，向来

热衷“革命”的中国人，具有更充足的理由，在用暴力手段推翻满清

旧皇朝的同时，将“文化的暴力”指向中国传统，举火焚之，不论其

余。

其二，中国文化长期性、古老性以及与现代化的“特别”不适性。

笔者曾有拙著《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说明这样的观点。即

世界上分布有四大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伊斯兰教文

化区与儒学（在日本儒学被称为“儒教”）文化区。每个文化区域依

照文化地理理论，都有其“文化中心源区”即文化内核区与“文化边

缘播散区”。前者的文化是“内核文化”，后者是“外缘文化”。这

就使文化区象“桃子”形状，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同处古代“中国儒

学文化区”，在此区域里中国文化如同是“桃子”的“内核”，日本

文化如同外皮与果仁，是同一种文化的“外缘”。中国文化与日本文

化既同属于农业文化的性质，前者因其“内核”性质，与日本相比较，

是历时最久远的农业文化，是内部结构最紧密，最不容易更新改造的

文化。时值近现代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外缘文化”（如日本）因

其“外缘”，能比较顺利的过好文化更新与重构的关口，从而使国家

迅猛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他们甚至不需要对旧文化做什么过激的批

判，不知不觉中就将“传统”与“现代”作了巧妙的“缝合”，诞生

出适合新时代的新文化。中国不行，中国因其“内核”特质，所遇到

的阻力特别大，轻行缓动，不足以奏其功。对此，五四文化激进者才

不得已“开窗不允，毋先撤屋”，才用大泻大吐之毒剂，救大顽大急

之难症。才以重锤击碎“内核”为先务，余再次第推敲。中国五四过

激批判精神就是在上述“先破后立”、“矫枉过正”的思想指导下，

无奈勃发的。

对于五四精神，林毓生有一大体的评价，他说这是由中国知识分

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所促成。这种精神承接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这

种精神发展到最高的境界便是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剧精神。

因为有了使命感，“所以我们有所归属”。“这种入世的使命感是令

人骄傲的五四精神 ”，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继承五四精神就是发扬

这种精神。什么是五四精神？这个精神，可分成形式的与实质的两个

层次。在形式层次上五四知识分子喊了许多的口号，高谈自由、民主、

科学、思想革命。然而他们的这些口号在实质层次上却是“十分肤浅

的，浮泛，甚至错误的”，他们把科学当成了宗教，对之产生迷信，

这种“科学迷”式的科学主义是很不科学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要把中

国的传统全盘否定，从而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我们今天

纪念五四，要发扬五四精神，完成五四目标，但我们要超脱五四思想

的藩篱，重新切实检讨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真义，它们彼此之间以及

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

殷海光是港台地区“五四精神的殿军”。

从对殷海光的评价也可以看出林毓生对五四精神的基本态度。林

毓生说殷海光真不该在50之年就匆匆地离开人世。由此后学者为再也

不能得到他的教诲与收到他的论学信而感到空虚与悲哀。

林毓生继续说：殷海光多年为自由而奋斗，使自由主义获得道

德的尊严。他的成就是他的人格上的成就。他在基本理论上没有什么

原创性的贡献，但他持续不断地将自由主义精神介绍到中国来，成绩

甚大。只是“他用激烈的反传统观念来提倡自由主义，这种做法可以

说是不通的”。殷海光晚年思想有了变化，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发展他

较成熟的思想。然而，这毕竟是激烈的五四精神后期发展的光荣，毕

竟象征五四自由主义传统趋近结束。一个继承五四精神又“不受五四

反传统思想所囿的新时代的到临” .

三、

“简单地说，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

造，使经过创造性的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

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里所说的改造，当然是

指传统中有东西可以改造，值得改造，这种改造可以受到外国文化的

影响，却不是硬把外国东西移植过来。”这就是林毓生所倡导的“中

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他又说，在理论上儒家思想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过去

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发展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受了环境的限制，

并非我们没有潜力。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

以后也不可能有。进行“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他强调我们这个国家唯一的出路是开出自由与民主，只有实行真正的

自由与民主，中国才能真正的富强与团结。强制性的“团结”并不坚

固。在自由的价值结构下，经过开放的民主程序，所得到的巩固的

“共识”与休戚相关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

他主张在创造适应现代的文化时要承认权威的重要。他说，权威

有两种，一种是强迫式的，一种是真正的权威。现在高度发展的国家

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要求自由，一切权威不再被信服。人的创造

力有限，而真正的创造力又需要依靠权威的架构才能发生，当各种权

威发生危机而解体，个人所依据做决定与创造的资源也会减少，独立

判断力反见萎缩。一个国家一旦全然抛弃了权威，国民心灵必致虚空，

只能盲目地跟着时尚走。

他主张渐变的文化变革观点。他说在进行文化更新时不可只是追

求进度与速度，不是比快而是“比慢”。他提出以下的观点：中国的

文化是在几千年中建设起来的。其建既难，历时既长，要对如此庞大

久远的文化体系作创造与转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我们将怎

么办呢。一个方法就是“比慢”。所谓“比慢”是注重事物发展的

量变，继而将量变演为质变。是一个一个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一个一

个成果的收获与积累。长此下去，总有对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成绩的

时候，中国文化的建设也有成功的一天。不过他又提醒，比慢不是说

可以偷懒休闲。当你在努力的时候，你才可说“比慢”；当你已经一

点一滴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又不满足的时候，才有资格说“比慢”。

林毓生是一个关怀中国文化建设的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他给中

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启示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样的一个

命题所包含的意境是多方面的。其一他承认了“传统”在现代文化中

的地位。这好像是不成问题的一个问题，其实在20世纪的中国，它无

数次的成为争论的焦点。五四是神圣的。如可以说五四精神创造了整

个20世纪中国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精神，其内

核有对传统的巨大的违和感与排斥感。无论胡适、陈独秀以至于文化

革命的旗手鲁迅都是反传统的健将。现代化必然要反传统，似乎已经

成了铁定的定律。一切对中国现代化有责任心的知识人都曾经试图对

此“20世纪文化铁律”作认真的反思，并试图作出不同的结论。结果

他们被以“保守”论之，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而在此前甚至

有“玄学鬼 ”的嫌疑。他们的努力是不间断的，他们曾经于上世纪

（20世纪）20 年代（或更早）尽力挥舞过自己的旌旗，但没有见到

丝毫改变世论的希望，只是在30年代，这样的思潮才初显钱江之浪。

然而，此后的中国却卷起更大的反“传统”海潮。综观世界，没有

“没有传统的现代化”，而独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世纪，

独有中国沿着这条路走了大体一个世纪。结果又是怎样呢？中国人还

是聪明的，我们看到愈是接近新世纪的来临，对传统的认识也愈益明

确客观。而在这方面将“传统”明明白白写在自己思想旗帜上的思想

者也越来越多，林毓生就是一个。林毓生一系列论文立论都十分鲜明，

可以说将传统与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说明白了。 “中国传

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另一意境是“创造性转化”。光说传统是不够的，

还要辨证地方看到传统是复杂的综合体，其如长河，既从远古流来，

必将旧高原的泥沙沉渣一起裹挟而至，势必不利于现代化。因此要有

“创造性转化”，要有适应现代的“更新改作”。既讲传统又说“转

化”，并还要这样地去做，中国文化的希望就此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

因为我们接续，又改造了传统，我们便因传统的共识，树立起民族的

信心，获得民族的凝聚。因为我们肯定了传统与现代化的不可离间的

关系，我们的现代化发展就有了对现实国情的清晰知晓与合理进路的

明正选择。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运用现代诠释方法对传统文化作新的理

解，即可从儒家以至诸子的思想中淘洗出民主与自由的现代伦理。因

为中国传统宝库是如此丰饶，我们也可以以韦伯的探索精神，肯定中

国式样的现代经济伦理。而最重要的，有了对传统的正确理解，我们

将可以从探讨中国文化“心性”原理入手，拓建中国人21世纪的心原

世界（心灵世界），脱离为时已久的心灵漂流的苦境，吐出“我已归

来”的内心呼声。林毓生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实在太好，

尽管他的“转化”目标，主要是有关“民主与自由”的（也对中国人

的心原世界建设寄予殷切的关心），对上面所说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

要做的工作所叙不详，然而他的知识背景与人生关怀主要在这方面，

依一个学者的力量，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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